温州老板对党建工作的态度，大致经历了考虑政治安全、感恩、疑虑、真心接受等四个阶段。如今，越来越多的企业主愿意把钱花在党建工作上

　　3月25日，温州市君浩汽车服务有限公司4名党员成立党支部，该公司董事长陈方拿出6万元作为党组织活动经费。

　　对于这家成立才4年的公司来说，6万元不是一个小数目。更重要的是，今后党支部能否发挥作用，还是一个未知数。

　　一向“讲实惠”的老板，为什么愿意把钱花在党建工作上呢？陈方说，温州有大量的鲜活事例证明，在非公企业建立党组织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他坚信有付出总会有回报。

　　以商业社会的世俗眼光来看，党建工作是玩虚的“空手道”。温州老板对党建工作的态度有一个转变过程。市委组织部新经济组织党建处处长赵晓奔说，这大致上经历了考虑政治安全、感恩、疑虑、真心接受等四个阶段。

　　非公企业是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产物，但从它诞生的那天起，社会上就伴随着一片质疑声。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出于政治安全考虑，一些企业主希望戴顶“红帽子”。

　　邓小平同志南巡之后，非公经济地位从“可有可无”变成“有益补充”。不少企业主出于感恩的心态，在企业里建立了党组织。此后，按照“企业发展到哪里，党组织就组建到哪里”的原则，温州不断扩大党的工作覆盖面，但不少企业主对党组织建设心存疑虑。

　　瑞立集团刚组建党组织时，董事长张晓平“怕搞虚的”，曾特地叮嘱书记“上班时间不要开会”。近年来，该集团共获10项国家专利，其中8项打入国际市场，承担科研任务的攻关组组长全部是生产一线的党支部书记。他说，事实证明党建确实是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生产力。

　　如今，越来越多的企业主愿意把钱花在党建工作上。据统计，5年来全市新组建的非公企业党组织中，企业主主动要求组建的占65%。

　　企业在党建上投入的资金比例其实很小，只需拿出职工年度工资总额的千分之八。有老板说，在党建上投入“小钱”能换来“大钱”

　　在温州企业界，忠义集团董事长姜忠义重视党建几乎无人不晓。

　　去年，他以20万元年薪聘请刘瑜担任企业党组织书记。刘是河南省项城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辞职后与姜签订了为期5年的劳动合同。

　　尽管外界对此举有所质疑，但姜忠义心里却有一本明白“账”：在刘瑜任职之前，集团投资建设忠义高科技园区时，因为有党组织参与决策、优化流程，为企业节省了1000多万元。

　　前段时间，集团下属一家生产阀门的企业，因管理环节出现问题，有7台设备在车间里“躺”了4个多月。他派刘瑜去协调，结果不到半个月，机器就全部正常运转。

　　姜忠义认为，企业党组织书记就像部队政委一样，能起到凝聚人心提高战斗力的作用，在党建上投入“小钱”能换来“大钱”。

　　企业真正在党建上投入的资金其实很少。市委组织部要求，企业只需按职工年度工资总额千分之八比例作为党组织活动经费。目前，全市已有75%非公企业落实下去。

　　大量中小企业不囿于“支部建在企业”做法，依托工业园区、党员服务中心以及商贸圈，统筹建立区域性党组织。党组织活动经费由当地财政补一点、工业园区管委会出一点、区域内企业筹一点等办法解决。

　　其中，瓯海经济开发区投入1200万元建成党员服务中心，组织零星分布的企业党员开展活动，成立职工艺术团开展广场文艺演出，丰富职工业余生活，推动企业文化建设，其做法曾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中播出。

　　截至目前，全市共发展非公企业党员32464名，党的工作覆盖1.6万家企业，占企业总数42%，规模以上企业全部建立党组织。

　　在外方控股的中外合资企业开展党建工作，外方投资者起初感到不可思议，因为他们是来投资做生意不是搞政治的，但事实改变了这种看法

　　金黄色的铁锤和镰刀——鲜红的党旗，在嘉利特荏原泵业有限公司党支部办公室墙上悬挂着。在日本控股的这家温州非公企业，许多参观者纳闷：人家怎么会接受党组织的存在？

　　2003年，浙江嘉利特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与日本国株式会社荏原制作所组建这家合资企业，日方以51%股权控股，党组织由中方母公司党支部沿革而来。

　　外方投资者是来投资做生意，不是来搞政治的。由于合资双方在意识形态方面存在较大差距，日本投资者对企业党组织开展活动不理解、不支持、心存疑虑，这原本是很正常的现象，但有一件事改变了他们的看法。

　　合资企业组建之初，日方原计划建成后前3年亏损。在这个党员占员工总数10%的企业，37名党员在党支部领导下，团结带领全体员工埋头苦干，使企业当年就盈利20万元。

　　这让当初抵制建党组织的日方老板大为感动。日本荏原驻中国首席发言人酒井拓夫诚恳地说：“你们党组织的目标任务与我们企业的目标任务是一致的，我没有理由不支持。”

　　如今，日方已换了两任老板，企业党组织与日方老板及员工建立了融洽关系。每任日方老板上任伊始都郑重承诺：承认历史、遵守中国法律、支持党组织工作、善待中方员工。

　　实事求是地讲，目前温州大多数非公企业主尽管都支持党建工作，但出发点并非都一样，确实也有“搞花头的”。个别企业主觉得，企业有了党组织，知名度能高一点，政府信得过一点。

　　但不管怎样，这些企业的利益追求与党组织的政治诉求实现了和谐统一。企业不稳定，什么都是空的——不少老板讲出了一句大实话。

　　4年来，康奈集团“情感交流站”共为120多名员工排忧解难。在战略机遇期和矛盾凸显期，温州非公党建发挥着与社会管理工作相似作用

　　富士康集团与位于温州的康奈集团都有一个“康”字，前者曾经出现震惊全国的“十二连跳”事件，后者及时制止了一名员工跳楼事件。

　　康奈集团董事长郑秀康说，去年集团新招500名员工，其中有一个为躲避男友而来的女员工，其男友获悉后从广东赶来，一起成为该集团员工。因求爱再次被拒，这名男员工爬上屋顶打算跳楼。集团党委书记陈增鑫获悉后立即赶到现场，整整花了4个小时化解了这场危机，并促成男女双方妥善处理好感情问题。

　　德国社会学家贝克在其名著《风险社会》中提出，在后工业化时代，人类正步入“风险社会”。当今中国，正处于战略机遇期和矛盾凸显期，遭遇社会转型拐点。

　　温州亦不例外。200多万外来民工涌入这座城市，部分“新温州人”道德失范、年轻一代价值取向“神马都是浮云”，无不令人对“风险社会”的体味更加深刻。

　　在康奈集团4000多名员工中，外来员工占了90%，平均年龄24岁。其中，很多人是独生子女，心理承受能力较弱，遭遇挫折容易出现情绪不稳定甚至走极端。

　　针对这种情况，康奈集团党委于2007年成立“新温州人情感交流站”，开通两部热线，随时接受员工情感咨询。4年来，情感交流站共为120多名员工解决了思想疙瘩和生活困难等问题。

　　当前，非公企业已成为各类需求的“汇集地”，迫切需要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等问题。在这种背景下，非公企业党组织究竟是“要我建”还是“我要建”，这对郑秀康来说，已经无需用语言来回答。

　　从某种意义来说，温州在非公领域探索出的党建经验，其实也是找到了一条社会管理的好路子。两者的相同之处在于都以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为重，努力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