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个城市的发展道路是漫长的，但紧要处往往只有几步。

　　当下，“十一五”大局已定，“十二五”蓄势待发，温州人均GDP突破5000美元。历史经验和国际研究表明，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往往面临“发展之坎”，其经济社会的发展往往存在较大变数。温州正处在这样一个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伴之而生的挑战性命题是，如何从根本上解决影响和制约温州科学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而解题的关键，不在于发展条件，不在于资源禀赋，而恰恰是制度要素。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认为，“十二五”期间，我国将由重发展、轻改革转向通过改革攻坚来化解各种深层次的经济和社会矛盾。基于这一战略研判，以改革攻坚来推进制度创新，对于未来温州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

　　“改革攻坚能否取得实质性突破，关键在于我们能否跨过政府转型这道‘门槛’。”著名经济学家迟福林认为，发展方式转型的更大挑战不是经济社会本身，而是政府转型与政府决策。

　　解答好这道挑战性命题，政府始终是一个关键性的角色。

　　二

　　审视温州，经过30多年发展，私人产品短缺问题基本得到解决，现在面临的问题是百姓对公共品的需求飞速增长。与之相矛盾的是，各级政府在公共品尤其是环境上的投入明显不足。

　　由于投资环境不佳，我市近6000亿元的民间资本不仅没有转化为本地的财富和发展的资源，反而在外到处“觅食”；全国各地来温州招商，许多成长型企业就像割韭菜一样被一茬一茬地割走，造成了民资充裕却在转型发展上处处缺钱的独特怪象。

　　面对这样的事实，我们不得不清醒地认识到：投资环境不佳、政府投入不足、城市建设滞后，关键在于融资平台建设、国资管理、财政分配、城建管理等体制机制不顺。在这背后，我们更加深刻地明白：比发展，首先比拼的是环境，真正较量的是政府整合调控公共资源和各项经济社会资源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归根结底又取决于各种相应的机制体制建设。

　　因此，打造环境这一最大的公共品，政府要更加自觉主动地从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就势必要打破原有管事、管资产的利益格局，以改革的姿态，破除制约温州发展的各种体制性障碍，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基础性作用，提高政府调控的主动权，朝着亚当·斯密的“守夜人”角色过渡，用“看得见的手”转动资源“魔方”，着力改善发展环境。

　　一个责任政府必须以制度创新来呼应社会需求，这正是政府转型的重要方向和目标。

　　三

　　政府的有为，不是简单地看其投入多少资源、做了多少工作，而更应考量其工作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社会的需求。

　　不可否认也不该讳言，早期靠改革创新起家的温州，在不少方面已慢人一拍、迟人一步。由于机制体制建设不活不顺，政府职能“越位、错位、缺位”，一定程度扯了发展的后腿。

　　囿于财力不足，政府的“缺位”使得公共品供给不足。比如，“十一五”政府在基础设施投入预计仅约600亿元，每年100多亿元仅相当于一些地方的一个县，导致城市建设严重滞后。财力不足，又没有一个投融资体制来保障，政府明知城市化滞后，却也是有心无力。

　　由于历史原因，长期以来我们困于体制不顺，政府职能“错位”、“越位”多少阻碍了发展。在城市管理中，多部门多头管理、权责利分离、上中下混淆，“看得见管不了，管得了看不见”，带来管理盲点。城市建设上，又经常是政企不分、管办不分，上一个项目建一个指挥部，一方面是财力紧缺，另一方面又铺张浪费，有限的资源难以用到刀刃上。

　　整体配套改革的滞后，累积了许多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使温州转型发展步履维艰。比如在财政分配体制上，财政增量没有很好地向区级和基层倾斜，基层单位承担沉重的城市建设管理职责，但利益分成却十分有限，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难以调动。行政审批程序繁多、流程繁琐，“中梗阻”想象严重，难以提速提效，很多项目和工作“死”在审批的路上。有着城市“毒瘤”之称的“城中村”、“园中村”，因为配套政策不到位、认识不统一，改造步履维艰，推进处处受制，始终走不出越改越难、越治越乱的困境。温州的发展因城镇化改革起步，但多年来在城乡统筹发展上招数不多、办法不新，农村综合配套改革的滞后，让整个温州城市陷入一个“半城市化”的尴尬境地。

　　现实的困局之痛，深刻地警醒我们，温州转型发展之所以困难，最根本的还是在于其深刻的体制机制性根源。如果不下决心从体制机制这个层面下手改革，不从根本上理顺关系、激发活力，温州转型发展必将受到极大制约。

　　四

　　在转型发展的棋局上，政府、经济和社会三方互动，犹如布下“车马炮”。能否抢得先机、占得主动，决定权握在政府手里。从这个角度说，转型发展政府必须更加有为。

　　政府要有为，关键的作为就是在制度改革和制度重建上。温籍经济学家张仁寿认为，温州模式目前遇到的最大问题，是作为“公共产品”的“制度供给”不足问题，也就是说，制度创新陷于式微。因此，温州的改革攻坚，就要突破惯有路径依赖，重点解决经济社会转轨、发展方式转型的体制机制问题。

　　政府有为，需要在政府与市场之间找到明确边界，实现履职归位。温州模式过去强调无为而治，但随着紧缺经济过渡到过剩经济，政府必然要伸出“有形之手”，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保障“无形之手”的发挥。市委、市政府推出的城市建设管理、深化国资体制以及金融改革创新等一系列改革，就是要从制度这一根本层面，尽可能地减少政府错位、越位带给市场经济的消极面，让“有形”作用去引导市场。像在城市建设管理中，彻底撤销建设指挥部，把城市项目交由企业建设，这些举措指向性十分明确：政府正以制度层面的探索创新，引导、促进要素市场化配置。

　　政府有为，需要在政府与社会之间找到最佳结合点，实现履职到位。面对当前基本公共产品短缺的矛盾，我市一系列改革用意明显：让缺位的政府职能到位，早日实现作为空间。当下进行的市区体制深化改革，调整了市对区财政体制和土地分成体制，就是要按照公共产品、公共服务承担与受益一致和财权、事权一致的原则，理顺市区财政分配关系，从体制、机制上解决上级政府“权大责小”、下级政府“权小责大”以及财权事权不对称等问题，从而努力让政府成为优质公共品的提供者和良好公共环境的创造者。

　　政府有为，需要在自身管理中找到突破点，塑造“新我”。当前，市里已经启动的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重点推进审批制度改革，坚持“制度与速度”相结合，力求达到流程最优、环节最少、时间最短、服务最佳。这些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政府花大力气实行“自我改革”，目的就在于提升服务效能，保障经济社会的转型发展。

　　“难度虽然日益增大，关键领域存在的体制机制问题一旦突破，就会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强劲动力，也将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巨大的空间。”国家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胡鞍钢认为。

　　向改革要发展的动力，向改革要发展的优势，向改革要发展的空间，改革之路，正在起步！

　　我们相信，“有形之手”大有可为。当政府以有为的姿态，努力再创机制体制优势之后，温州发展将迈上大发展、大跨越的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