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10年，这是一个需要想象力的年份。中国与世界，在这一年穿行在巨大的挑战中。

　　国际金融危机像一场强震，撼动了全球经济板块结构和政治生态气候。新世纪头几年那段二战以来世界经济少有的阳春岁月，什么时候才能重返？原有的国际经济增长格局，是否真的已难以持续？

　　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之一，中国这个制造大国、贸易大国、消费大国，同样经历着“成长的烦恼”。外部环境的变化，内部调整的压力，交织在一起。中国的发展，面对严峻的挑战和复杂的局面。

　　从力图“跨越危机携手成长”G20峰会硝烟暗起的首尔两日，到高扬“激情盛会和谐亚洲”第十六届亚运会烟花漫天的羊城之夜，当2010年的脚步迈入最后的时段，历史不经意完成了一次耐人寻味的叙述。在这个独特的时空纵深中，人们一起体验从危机中缓慢复苏的世界的焦灼与震荡，一起感受新兴经济力量难以抑制的激情与活力。“挑战”与“机遇”，这两个形影相随的主题词，让即将结束的这一年仍有悬念。

　　“十一五”、“十二五”交替的特殊时段，我们有了一个认清历史方位的难得机缘。

　　(二)有时候，在一种状况里浸润已久，会失去对环境的敏感。

　　回溯既往，兴衰更替的起承转合清晰可辨；但当历史正在进行时，我们或许会因身居其中而“不识庐山真面目”。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抓住机遇做出改革开放的“关键抉择”，到党的十六大提出本世纪头20年中国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重要判断，“机遇”一词，亿万中国人已是耳熟能详。长期相对有利的国际国内环境，容易让人视“抓住机遇，迎接挑战”为老生常谈；国际国内形势新的深刻复杂变化，又让一些人对形势的判断心生困惑。

　　从国际看，国际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造成了深度冲击，世界经济增长速度减缓，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抬头，气候变化和能源资源安全、公共卫生安全等全球性问题更加突出，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

　　从国内看，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压力较大，社会矛盾特别是“两难”问题不断凸显。股市之跌宕，楼市之起伏，人民币升值的压力，通货膨胀的隐患以及贸易摩擦的激烈，既有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也有不断出现的新课题，中国的发展面临诸多“可以预见与难以预见的风险”。

　　机遇，对2010年的中国意味着什么？行进在现代化历程中的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还在吗？

　　(三)从哲学角度看，“机遇”指的是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并非必定出现，但一经出现就可能改变事物现存状态的事件和条件，一般包含外部与内部两个层面。

　　在以近10%的年均增速发展了30多年后，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过去的5年里，中国为世界经济增长做出了显著的贡献。伴随着经济实力的提升，中国对国际经济的影响力不断增加。就在这个冬天，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投票权，上升至第三位。

　　无论是“怀疑中国”的戒备，还是“牵制中国”的意图，无论是气候谈判的初衷，还是货币战争的目的，都从不同角度映射中国国际地位的明显变化。从更大的范围看，和平、发展、合作仍是这个时代的潮流，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使得国际力量对比继续朝着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方向演进，中国加快发展的外部环境依然具备。

　　在世界的眼里，中国有着“巨大的令人艳羡的潜力”。伴随着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的不断深入，中国的发展具备了强大的内在动力。国内市场潜力巨大，劳动力资源丰富，国民储蓄率较高，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步伐加快，各方面体制机制不断完善，社会政治大局稳定，这些都为保持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良好势头创造了有利条件、提供了广阔空间。

　　综合国际国内形势，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指出，“我国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发展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

　　胡锦涛总书记强调，“这是一个涉及科学判断和正确把握国际国内形势的重大认识问题，也是一个事关胜利实现我国改革发展目标的重大战略问题。这个战略判断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全局，有充分客观依据和重大战略意义”。

　　(四)为什么对“机遇”的判断如此重要？

　　机遇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机遇本身具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不确定性，机遇能否出现，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出现，以什么方式出现，都是不完全确定的；非常驻性，机遇并不总是存在和不变的。俗话常言，“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机遇之所以重要，还因为机遇一般指有利的、好的甚至最佳的条件，这种条件能对事物发展产生巨大影响，引起重大变化。哲学家培根总结，“善于在做一件事的开端识别时机，这是一种极难得的智慧。”

　　机遇之所以重要，更因为对形势的判断正确与否，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们能否抓住形势变化给我们带来的机会，科学制定适应时代要求和民众愿望的行动纲领。无论从我国发展历程看，还是从世界其他国家发展历程看，能不能认清机遇、抓住机遇、用好机遇，是一个国家能不能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的关键所在。

　　马克思曾说，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在一个国家的发展历程中，每一个阶段都要面对不同的情势，承担不同的使命。所谓机遇，不过是“历史环境”造就的历史机会；所谓挑战，也往往是“历史环境”催生的现实问题。今日中国，该如何从曲折跌宕的历史进程中认清时代的给予？又该怎样拿出百倍的勇气和智慧，应对现实的挑战？

　　(五)历史上，我们曾多次有幸获得发展的机遇，但却由于没有及时抓住机遇，而被时代甩在身后。

　　15世纪末，法国学者布罗代尔所说的“世界经济”形成期，当哥伦布、麦哲伦在广阔海洋上烙下印记、地图的印制赶不上地理的发现时，终明一朝却恪守“片帆不得入海”的旧例；19世纪，科技发展催生全球化浪潮，当英国议会改革、美国废除黑奴制改革、俄国农奴制改革、日本明治维新等一次次推动“大国崛起”时，中国大地上无论是洋务运动还是戊戌变法，都以失败告终；20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少国家和地区抓住新技术革命的机遇后来居上、加速发展时，我们却由于工作指导方针的错误，在“文革”十年动乱中错失了发展的宝贵机遇。

　　“中国现代化之所以一误再误，首要原因不在于外来挑战本身力量的强大，而在于中国作出的反应太软弱。”这是罗兹曼在《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做出的判断。这个“反应”，是对环境变化的敏锐感觉，是对时势演进的准确判断，更是审时度势的主动变革。

　　纵观历史兴衰，我们会发现，机遇不仅是“时机”，更要能“遇合”，把握和运用机遇的能力决定着机遇的价值。能否抓住机遇，关键在于能否以“变革”乘势而上，将各种有利条件和因素兑现为国家发展的动力。

　　(六)机遇从不会给因循守旧的人带来奇迹，扭转乾坤的新局面、豁然生动的新气象，正孕育在锐意变革的勇气之中。

　　30年前，我们党审时度势，深刻洞察机遇，果断作出改革开放和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决策，使中国在落后世界现代化进程一个多世纪后，赶上了现代化的最新浪潮。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党提出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推动经济社会的重大变革，党和国家工作取得新的重大成就。

　　没有改革开放这一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没有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的进取精神，就不可能抓住机遇、用好机遇，也就不会有30多年持续不断的快速发展，更谈不上中国人民、社会主义中国、中国共产党面貌的历史性变化。在迎头“赶上世界”的30多年中，社会主义中国对机遇的理解有了自己的心得——

　　机遇与挑战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对于中国而言，能否以变革抓住历史机遇，不仅关系到国家发展的强弱快慢，而且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抓住机遇可以加快我国的发展，社会主义可以立于不败之地；丧失机遇，不仅会进一步拉大我国与其他国家的差距，社会主义也有被断送的危险。只有以奋发有为的“变革”，抓住机遇，用好机遇，落后的国家民族才有可能实现跨越式发展，成为时代的弄潮儿。

　　(七)刚刚过去的“十一五”可以从一个时段，解读这一结论。

　　“取得的成绩来之不易，积累的经验弥足珍贵，创造的精神财富影响深远”。回首不同寻常的5年，我们可以从机遇与挑战的激烈变奏中，领会十七届五中全会对“十一五”成就概括中蕴藏的深意。

　　“十一五”这5年，处在重要战略机遇期的中国，犹如面对一场艰难的大考。从一开局经济外汇储备过多、外贸顺差过多和投资增长过快的“三过”考验，到近百年世界经济史上罕见的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从汶川、玉树地震和舟曲山洪泥石流到南方雨雪冰冻、干旱、洪涝等重大自然灾害，矛盾与冲突，危机与灾难，风险和考验，剧烈颠簸着“中国号”经济巨轮。但也正是在各种挑战面前，我们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化挑战为机遇，变压力为动力，用变革求发展。

　　我们以金融危机带来的倒逼机制，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寻找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变革，让过去的5年成为飞翔的5年。国内生产总值从不到20万亿元增长到接近40万亿元，世界排名从第四上升至第二，中国经济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我们以更加明确的“民生”指向，导引社会领域的创新举措，赢得了社会建设的各项突破。变革，让过去的5年成为温暖的5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10.2%，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8.3%，就业规模持续增长，交通、教育、文化、卫生等方面条件得到更大改善。

　　我们以制度的完善和观念的更新，推动从经济结构到现代化全局的科学调整，奠定了未来中国的发展路径。变革，让过去的5年成为全面转型的5年。“十一五”规划是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重大战略思想后编制的第一个五年规划。正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中国理念”，创造了稳定快速增长的“中国奇迹”，诠释了“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深刻内涵。

　　5年励精图治，中国在应对层出不穷的新情况、此起彼伏的新问题中，开启了科学发展的新时代，抵达了治国理政的新高度，增强了社会主义的新优势。

　　(八)今天的中国，正处于两个五年规划的交替点：“十一五”规划胜利完成，“十二五”规划即将展开；正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关节点：本世纪头20年的中国发展关键期，已经“赛程过半”；正处于我国现代化进程的接续点：“三步走”战略前两步已经迈过，正向第三步目标阔步前进。

　　在这样的历史方位下，“机遇”以全新的内涵进入我们的视野——

　　这一时期，中国将进入中上等收入国家行列，经济社会加快发展转型的各项基础条件已经具备。选择科学的发展方式，建立完善的体制机制，就能更上层楼；否则，有可能停滞不前，甚至掉进“中等收入陷阱”。

　　这一时期，世界主要经济体正在重塑国家实力，一场新的全方位综合国力竞争正在全球展开。在这场竞争中，每个国家的发展都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如果不能抓住机遇、把握主动，我国就可能拉大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也难以在这场竞争中掌握主动。

　　什么是机遇？机遇不是那种靠天赐就能得来的运气福气，而是在一定的历史过程中，靠不断的作为和努力，累积起来的有利环境和发展要素之和。

　　什么是战略机遇期？战略机遇期不是那种靠坐等就会出现的黄金时代，而是在最有利于发展的时期，用持续的奋斗和变革，赢来的有利于发展的时间空间因素的叠加。

　　(九)“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基础”。“十二五”时期的中国将用实际行动，再次印证“机遇”与“变革”的关系。

　　这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以变革抓住机遇、用变革迎接挑战，是时代赋予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

　　挑战来自全球经济的深度变革和调整。后金融危机时代，经济复苏将是缓慢、曲折和复杂的过程。全球需求结构出现明显变化，围绕市场、资源、人才、技术、标准的竞争更加激烈。推动变革，我们必须走出一条“和平发展之路”。

　　挑战来自发展方式转变的艰巨。在外部需求较长时期内难以完全恢复的情况下，需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面对产能过剩压力，需要提升制造业的技术、知识和人力资本含量；在资源环境矛盾加剧的条件下，需要降低能源资源消耗；低成本比较优势开始减弱，需要加快培育新的竞争优势。推动变革，我们必须走出一条“科学发展之路”。

　　挑战来自体制机制的障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还存在不少制约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的体制、机制问题。在利益格局更加复杂的条件下，亟须突破深层次体制障碍，加快推进关键领域改革，形成有利于经济社会转型的体制环境。推动变革，我们必须走出一条“改革创新之路”。

　　挑战来自社会转型的压力。“十二五”期间是中国人均GDP从3000美元向6000美元过渡的时期，也是经济社会的快速分化期，经济容易失调、社会容易失序、心理容易失衡、人文精神容易淡漠。中国需要更加注重改革的顶层设计，统筹兼顾各方面的发展。推动变革，我们必须走出一条“和谐发展之路”。

　　战略机遇期，改革攻坚期。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只有将这场变革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坚持在发展中促转变、在转变中谋发展，我们才能抓住和用好现有的机遇，并为未来的持续发展创造新的机遇。

　　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主攻方向，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重要支撑，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重要着力点，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强大动力——“十二五”期间的总体思路，勾画了承载13亿人口的现代化巨轮以变革推动发展转型的战略抉择。

　　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推进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上层建筑更加适应经济基础发展变化，我们将在坚持不懈的变革中，抓住发展机遇、保持向上态势，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

　　(十)如果郑和的宝船没有止步东非，而是绕过好望角让中国率先拥抱整个世界；如果马嘎尔尼的火器操练没被视为奇巧淫技，而是激起清廷官员的忧患与危机；如果洋务运动没有局限于“器物”，而是引入观念与制度的变革……历史是否会走上另一条道路，世界是否会演绎另一盘棋局？

　　但是，历史没有假设。那些错失机遇的往事，只能作为一个民族的教训，沉淀到岁月深处，警醒我们时时牢记。

　　“能不能始终牢牢抓住机遇、积极用好机遇，是对我们党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也是对我们民族自强能力的重大考验，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成败，关系中华民族前途命运，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胡锦涛总书记的重要论断，展现了我们党在机遇问题上的清醒与坚定。

　　成败兴亡，命运攸关。当我们的国家经过11个国家发展规划的寒暑磨砺，当我们的人民经历现代化之路的风雨洗礼，机遇与忧患的激烈交织之中，时代提出了新的要求。

　　以变革推开机遇的大门，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在这个大有可为的时代，中国必须更加奋发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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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仲平”为改革而生，“郑青原”因何而生探秘人民日报评论台前幕后

　　“郑青原”横空出世

　　十七届五中全会后，一个名为“郑青原”的名字出现在人民日报评论中，连续五篇署名评论，令这三个字短短时间内名满天下。

　　这是人民日报重要评论继“任仲平”、“仲祖文”之后的一个新笔名。

　　从新中国成立至今，人民日报始终是距离中南海最近的一个“看台”。党中央治国理政的重大决策，通常在第一时间通过它传播到全国。而人民日报评论，则以极强的针对性与权威性，成为外国解读中国政治的风向标，以及国内各界判断时局的重要参考。

　　10月27日，人民日报“郑青原”评论的第三篇《沿着正确政治方向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引起海内外舆论关注。在人民网上，郑青原的文章至今仍被放在“人民日报重要言论库”最显著的位置。

　　郑青原是谁？人民网、新华网转载媒体报道认为：郑青原是比“仲祖文”和“任仲平”更高级别的化名或谐音。

　　此前，人民日报“任仲平”评论，多用于分析重大改革等问题，署名“何振华”的评论，多用于涉藏涉外评论，“仲祖文”评论一般用来阐述党建工作。此外，人民日报还有海外版的“望海楼”和国际部专用的“国纪平”，以及文艺部侧重对创作思想进行引导的“仲言”等署名评论出现。

　　但是，从语义学角度来看，郑青原与那些低调的、不具备价值指向的笔名比起来，颇为与众不同。各种讨论中，关注者们认为“郑青原”三字从语音联想，有“正本清源”之意。

　　社论不署作者真实姓名

　　人民日报的评论分为社论、评论员文章、署名的重点评论，以及“今日谈”等栏目的来论等。其中，社论与评论员文章是重中之重，其主要功能是及时、准确地传达中央的精神。而署名的重点评论比社论、评论员文章略微灵活，可以根据中央的精神发挥、阐述。

　　社论一般不署作者的真实姓名。原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马立诚曾撰文解释：“人民日报的社论，自然是代表中央的声音。这就要求执笔的同志站在党的立场思考问题论述问题，不能用个人的意见和想法代替党的政策。这样的文章，不好署作者个人的名字。”

　　社论题目，或是中央根据需要直接提出，或是由报社领导依据中央的意见提出，由评论部执笔起草完成。本报评论员文章，则是由报社领导根据形势提出题目，再由评论部集体讨论后，起草完成。“每年年初，确定全年主要写什么，然后分头按照时间进度操作。”人民日报社社长张研农2009年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说。

　　中央临时布置的任务，也时常存在。如在奥运会倒计时一个月，“任仲平”按计划发文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当天来电话给予肯定，并要求为了突出奥运的思想性，在倒计时20天、倒计时10天时再各发一篇。”张研农说。

　　人民日报评论与中央关系之紧密，也由此可见一斑。

　　这种紧密联系，在“文革”中曾有所中断。原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余焕椿曾回忆1966年后一段时间，“上面”的最新意图发表于张春桥、姚文元把持的上海《文汇报》和《解放日报》，人民日报只有跟着转载的份儿。“党中央机关报，一旦不知中央声音在哪里，那种慌乱和不知所措，就像没有爹娘的孩子。”他说。

　　“由有关领导同志定稿”

　　过去，很多人民日报社论和重要文章，并不是出自人民日报编辑部的手笔，而是由中宣部或者中央组织的写作班子代笔，然后直接以人民日报名义发表，其中最著名的无疑是“文革”期间的“梁效”、“石一歌”和“方岩梁”等。

　　但现在，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和署名本报评论员的文章，一般都是报社编辑部所写。

　　人民日报社社长张研农曾在接受采访时说，2003年前，评论大多是个人创作而成。后来，“我们觉得这种小生产体制不行……要从小生产进步到小作坊。”现在“任仲平”的生产是有几个较为固定的骨干成员，根据不同的选题来“抓”人。一篇文章成立一个三四人的小组，拿出初稿后，大家再讨论修改。

　　2009年，人民日报刊发的纪念西藏“3·28百万农奴解放日”的文章，开始是按“国纪平”的风格，由国际部先写出了一稿。“后来感到西藏农奴解放是世界人权史上的伟大创举，一定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来看这个问题，又移交评论部，按照‘任仲平’的风格进行了改写。”张研农说。

　　为了撰写一篇重要评论，写作者也常会和中央各部门沟通。

　　《中国记者》杂志曾记述了人民日报在1993年为宣传中央关于宏观调控决策政策时所付出的努力。

　　这年10月，评论部接受报社编委会下达的撰写该文的任务。当时，中央进行宏观调控已近4个月。经济界、理论界对宏观调控有不同看法，认为是计划经济下的行政手段。有报纸发文提出，要对宏观调控进行“反思”。

　　于是，时任评论部主任于宁先后去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国务院研究室和国家体改委等多家单位，与各方研究、探讨。

　　“起草完成后，一般要经过评论部门和报社领导反复斟酌修改，最后按程序由有关领导同志定稿。这样，社论(也含评论员文章)就可以见报了。”马立诚写道。

　　“时刻不忘党报的党性原则，加强学习，保持政治敏锐，才能及时掌握、准确宣传中央精神。”原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周瑞金曾对媒体说，将“中央精神融汇贯通”，然后才能写出有自己的思想、观点、语言的评论。

　　“任仲平”为改革而生

　　从人民日报近期的“何振华”、“仲祖文”，乃至“郑青原”系列评论中，以“任仲平”最为著名。

　　关于“任仲平”的诞生，周瑞金曾在《评论林中一秀木》一文中对记者回忆说：1993年，他刚调入人民日报社不久，领导便希望他写一点“皇甫平”那样的文章。皇甫平是周瑞金在上海《解放日报》组织撰写评论时的笔名。他曾在1991年2月到4月，根据十三届七中全会的精神，组织发表了系列呼吁改革开放的“皇甫平”评论。

　　“我理解，那就是署名评论，而且是有一定分量和影响的署名评论。”周瑞金回忆说。而皇甫平文章的特点，在于她的先导性和针对性。

　　在此时代背景之下，“任仲平”出世了。“任仲平”开始叫“任仲文”，后修改为“任仲平”，意即人民日报重要评论。

　　与“皇甫平”一样，“任仲平”也是为改革而生。

　　1994年3月10日，八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开幕。这一天，人民日报头版推出长篇评论《上下一心打好今年改革攻坚战》，作者为“任仲平”。该文不仅对为何在该年集中出台重大改革措施进行了分析，也讲解了改革的新特点。

　　周瑞金在《评论林中一秀木》中记述：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评价此文为“观点正确、逻辑严密、说理清楚、不落俗套。用自己的语言表述了中央的重要精神。作者把中央提出‘20字方针’的实质概括为‘改革是主旋律’是一个大胆的提法，我非常赞成”。

　　而在此之前，“任仲平”还发表过另两篇关于改革的评论：1993年12月22日头版的《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四届三中全会》，以及1994年1月7日头版的《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大市场》。

　　人民日报评论的影响力

　　中共建政早期，人民日报的社论，是由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甚至毛泽东本人来审稿。这在各类当事人回忆录中均有记载。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日报社长经常获得列席中央政治局或书记处会议的殊荣，以便直接了解中央精神，及时在报纸上宣传贯彻。这种情况下，人民日报评论的影响力不言自明。

　　进入邓小平掌舵的改革开放时代后，大多数情况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已不过问人民日报社论事宜，而由书记处与中宣部并该报酌情处理。从公开资料看，邓小平最后一次修改人民日报社论是在1978年。这年8月28日，人民日报把拟于9月8日发表的社论《把整顿财经纪律当作一场大斗争来抓》送邓小平审阅时，他批示“很有必要”。

　　人民日报公开资料显示，邓小平先后批阅修改过人民日报的106篇文章，都是社论与重要的评论员文章。

　　在江泽民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期间，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对中央许多重要的政治经济决策，人民日报都会刊发相关社论或者评论，或评价意义，或部署实施，或鼓舞干劲，或隐含批评。

　　1995年1月30日，江泽民发表《关于和平统一的八项主张》讲话后，人民日报次日刊发社论，向台湾方面释放出讲话暗含的意义。随即，国民党就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人民日报的评论在经济领域，同样发挥了重要影响力。中央包括宏观调控在内的多次重大经济决策，都会在人民日报刊载评论指引风向。

　　而人民日报评论对股市的影响，就像月亮的引力控制着海洋的潮涨潮落。网上的许多股市评论提醒大家，要“重视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带给市场的巨大影响”。

　　1996年12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正确认识当前股票市场》的特约评论员文章，该文称对于目前证券市场的严重过度投机和可能造成的风险，要予以高度警惕。当日市场指数跌停，个股全面跌停。

　　1999年5月19日，人民日报又发表评论员文章挺市：《坚定信心规范发展》。旋即，市场指数涨幅超过了70%，进入新一轮牛市。

　　最近几年，虽然媒体的丰富和网络发达，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日益多元化，人民日报的声音依然受到人们的特别关注。（原载于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