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8日，温州市市委组织部召开新闻发布会，将面向全国招选25名非公企业党组织书记，最高的年薪为20万元。毛泽东的“支部建在连上”，新时代有了新版本，党组织书记把堡垒建在了私营经济的潮头。

　　媒体称，私企老板招考党组织书记的做法不仅温州是第一次，在全国来说，也是第一次。对此，我一点也不感到惊讶。浙江省是中国民营经济的先头部队，是市场化程度最高的省份之一。当年，政府既然有勇气先行一步，退出直接干预，政企分手，转向服务性政府。今天，更应该有底气和魄力，探索是不是党企协同作战，能够开启社会发展新的征程。

　　这其实不是“分手”后重又“牵手”这么简单。中国民营经济如今已然是大半壁江山，成为政府以外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再走政府主导无疑会退回计划经济老路；同样，过度的市场化，以私有化为主导，民营经济看似受益，但是忽视了劳动者权益和社会均衡发展，同样更不是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长远之途。因此，党组织和私企牵手，公益和非公联姻，可谓独辟蹊径，值得期待。

　　这条路对党组织书记和企业主都提出了新的要求。既不能拿着老板的薪水，就替富人说话；也不能定错了位，横对企业具体的经营指手画脚。该干什么呢？我想，角色要变变，从“执政”到“治理”。于官，要有执政之道；于企，要有治理之才。

　　说实话，私企的党组织书记压力很大，才能要求更高。例如，温州和深圳等新兴工业城市，很少存在传统意义上的产业工人，集体企业职工也很少，新产生的产业工人阶层基本上由民工构成。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对1000个工人的随机调查中竟然没有一个党员。同样，以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为己任的工会组织对农民工的吸纳程度也较低，一些“三资企业”和私营企业甚至拒不建立工会组织。

　　立党为公。党组织扎根在了私营企业，当然不能成为“跑部前进”的码头，首先应该成为基层党员之家，特别是民工党员组织化表达利益诉求的公器。在政府力所不能及的这些地方，中国共产党就要担负起政府退出后对公共空间或社会自治领域的保证和监督的职责。

　　无论是“支部加工会”模式，还是温州党组织书记扎根私企，无疑都是一次有益的民主治理创新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