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水平

　　1949年4月30日，当我跨进景德寺山门时，并没有意识到一次重大的历史事件正在我眼前展开。

　　一个多月来，中共浙南地委机关少数同志间悄悄地传播着一则小道消息：国民党温州专区行政督察专员、二○○师师长叶芳与我们秘密接洽起义。当时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浙南游击纵队政治部干事，也听说过这件事。4月底，地委机关和纵队部离开瑞安、永嘉、青田交界的巾子山游击根据地，进驻温州城郊的周岙村。政治部主任胡景瑊通知我，我们即将和叶芳的代表谈判，命我为我方代表团工作人员，马上到景德寺去，把会场布置好，检查后勤工作是否安排妥当。这样，我有幸成为这一历史事件的目击者。

　　叶芳是永嘉人，陆军少将，原是蒋介石的五大主力之一邱清泉第五军的快速纵队司令。1948年6月中旬至7月初，我军发动豫东战役，解放河南省会开封，歼灭9万多人，活捉兵团司令区寿年。第五军为敌驰援兵团主力，但被我军阻击，行动迟缓，未能挽救败局。白崇禧向蒋介石控告邱清泉援汴不力，见死不救，要求将他撤职查办。但结果只是让邱清泉暂时离开部队，回老家(温州近郊蒲州村)探亲。而叶芳作为替罪羊被撤掉快速纵队司令之职，随邱清泉回温。邱清泉在温州只耽搁了十天，即回去任第二兵团司令。叶芳留在温州，挂了两个头衔：衢州绥靖处高参与第五军征募处长，负责招募新兵。1949年1月，叶芳任温州专员。不久，邱清泉在淮海战役中毙命，这对叶芳是个沉重的打击。但浙江省政府主席陈仪对叶芳很器重，当面表示浙南一方有事，由叶芳全权处理。叶芳很高兴，以为又有了一个靠山，不料陈仪秘密策划起义，3月被蒋介石逮捕(后被枪决)。新上任的省主席周喦明确表示不再任用叶芳，叶芳在政治上已无人可依附。而在三大战役胜利结束后，国民党败局已定，无论从大局、还是从个人前途考虑，叶芳都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非另谋出路不可。

　　他一连走了四步棋：第一，团结主要幕僚王思本、金天然、卓力文等，形成意见比较一致的领导核心，而王、金、卓等对时局的认识比叶芳更清醒，对叶芳的影响很大；第二步，3月到上海，找到第五军军长熊少山，称自己兵员已足，要求给予第五军二○○师番号。回温后，即自行组建二○○师司令部；第三，找到他的同乡、时在上海作寓公的原红十三军军长胡公冕，要求帮他沟通与我党的关系；第四，通过与浙南党长期合作的民主人士陈达人和退役中将张千里，向浙南党试探。

　　二○○师号称三个团，但真正属于叶芳的只有新兵团。他以专员兼保安司令的身份将温州区保安大队与戡乱大队合并为保安独立团，又将永嘉县八个自卫中队改编为自卫团，都编入二○○师的序列。4月初，周喦下令将独立团划归浙江保安第二旅指挥，从叶芳手中挖走了一个团，接着派他的堂弟周琦为温州专员接替叶芳。熊少山数次命令、并派人到温州坐催，要将新兵团拉到福建去。叶芳即将一无所有，处境更不妙，于是加快了起义的步伐。

　　3月底到4月中旬，他派卓力文三次到浙南游击根据地，与永嘉县委书记、浙南纵队第二支队政委曾绍文会商，表达起义的意图，沟通双方的意见。

　　与此同时，浙南的革命形势迅猛地向前发展，至4月，纵队发展到四千多人，形成了纵队主力、各县区部队和民兵三结合的军事体制，而且由游击战逐步向运动战发展，有能力攻克设防巩固的县城。2月27日，第一支队和浙闽边、青景丽县队攻城打援，攻克泰顺县城，然后在南山岭头全歼援敌浙保二团加强营第三营(二团遭我多次打击，此战这后番号撤销了)；4月6日，第三支队渡海作战，解放玉环县，活捉县长毛苜熙。浙南全境除少数县城和大集镇外，均为我控制，在战术上形成农村包围城市的态势。

　　当时国民党的兵力分布如下：二○○师的新兵团和独立团驻温州城；浙江保安第二旅旅部及浙保第五团驻平阳鳌江；浙保第六团驻平阳水头街；浙保第四团驻文成，以上为敌主力。第六团来温不久，正与我接洽起义，其余各团均遭我沉重打击，被我整连甚至整营歼灭。蒋介石的正规军常驻浙江的只有守浙赣线的部队和保护在奉化溪口蒋介石的部队，没有余力承担地方上的“绥靖”任务，敌方在浙南增兵的可能性极小。各县的自卫队战斗力很弱，全是游击纵队的手下败将。

　　根据敌我双方的情况，浙南地委和纵队部对解放浙南全境的计划有过三种设想：第一，分头解放各县，然后集中兵力解放温州；第二，先攻下丽水，掐住瓯江上游的咽喉，然后东下解放温州。这两个设想都有一个明显的漏洞，即发起战斗后，分散的浙保各团可能一齐收缩在温州城，成了难以啃动的骨头。第三个设想是先集中主力解放温州，然后四面开花解放浙南全境。随着叶芳起义的意图逐渐明朗化，温州城和平解放的可能性增加，这一设想的可行性也增加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当时的最佳方案。

　　上海地下党从胡公冕处得知叶芳的起义意图，派王保鎏于4月18日到温州了解情况。他得悉叶芳已与纵队接触，即进入浙南游击根据地，赞成我们接受叶芳起义。我军成立了温州前线司令部，由纵队副司令员郑丹甫任司令员兼政委，统一指挥解放温州之战；第一、二、三支队和独立大队火速于5月初集中周岙待命；各县部队分别集结，准备阻击丽水、平阳、文成的援敌，作好强攻温州的准备；同时，通知叶芳派代表来谈判。

　　景德寺位于周岙东面的郭溪岭头，山路陡峻。我到达时，寺后村内驻着第二支队第二中队，居高临下，拱卫景德寺。警卫会场的是中队长卢清和指导员陈法文指挥的警卫大队第一中队，他们已把寺内外打扫得干干净净。景德寺并无出家人，只住着一家老百姓，两廊都已坍倒，剩下五间大殿和山门旁几间平房。寺东面有三间两进平房，另成一院落，有小门与寺相通。这房子小巧精致，据说是当地豪绅的别墅。大殿是一中队的营房，正中挂着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大幅彩色油画像。别墅是谈判地点，第一进中间成会场，正面板壁上挂着党旗，三张八仙桌拼成长会议桌，铺着蓝白格子被单，放着热水瓶和茶杯，摆着几张木椅子，旁边放着小桌子，准备作记录之用。此外一无陈设，够简陋的了。

　　我方首席代表为胡景瑊，代表有曾绍文、不久以后任纵队参谋长的程美兴和前线司令部参谋长郑梅欣。他们于5月1日下午到了景德寺，我陪着他们检查了会议准备工作和警卫情况。

　　叶芳的代表是二○○师政治部主任王思本、师部秘书金天然、新兵团政工室主任卓力文和独立团政工室主任吴昭征，四位代表都是筹划起义的核心人物。他们于5月1日下午秘密乘小船于黄昏时分到宋岙陈达人家，由纵队设在该处的联络站派警卫人员护送步行至景德寺。他们一到，谈判就开始了。胡景瑊坐上首，双方代表分坐两旁，我担任记录，会场点着煤气灯。

　　会议由胡景瑊主持，他首先代表地委书记、纵队司令员兼政委龙跃对叶芳将军深明大义、弃暗投明的义举表示欢迎，并欢迎四位代表前来共襄盛举。他申明我党不咎既往的政策和谈判的原则立场，接着分发协定草案，解释其中的要点：完整保存起义部队不予分散，改编为浙南游击纵队一部；起义官兵一律原职任用，本人及家属享受中国人民解放军同样的政治、物质待遇；起义部队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建立政治委员制度和政治工作制度，遵守解放军的纪律。二○○师于5月6日夜间起义，协同纵队接管温州城。

　　叶芳本人和起义部队的具体安排，草案上有两个方案供选择：第一，叶芳为浙南纵队副司令员兼浙南行政公署副主席，独立团和新兵团改编为第七、第八支队；第二，叶芳任纵队独立旅旅长兼行署副主席，独立团和新兵团为所属部队。至于自卫团，叶芳所能掌握的仅三个中队，由纵队司令部另行安排。后来，叶芳选择了第一个方案。

　　这草案有毛主席1月14日关于时局的声明作原则依据，有北平和平协议作为参考，而且主要内容已在曾绍文和卓力文的接触中交换过意见，所以谈判双方心平气和，逐条讨论，弥合分歧，仔细地推敲文字，虽然发言大多字斟句酌，过于拘束沉闷与严肃，但会场气氛总算还好。不过，谈到双方的军事防区的安排时，却卡住了。我方提出双方部队的防区，城郊以温瑞塘河为界，城区以南北大街(即今解放路)为界，其西为纵队防区，其东为起义部队防区。这是根据双方部队现有的位置和温州城的地理特点决定的，几乎无法改变。对方原则上同意这一划分。

　　但是，对方代表却出乎意料地谈了叶芳的两点决定：第一，莲花心阵地必须由起义部队控制；第二，协议必须由叶芳过目才能生效。换句话说，四位使者并非全权代表。

　　莲花心是温州城近郊西偏南方向的制高点，其火力可以控制大部分地区，又掐住我纵队进城路线的咽喉。按照双方已同意的防区安排方案，莲花心阵地在我军防区之内。此处如果由起义部队控制，则纵队进城时必须在他的火力网下通过，在城区的驻地则处在他的东西两面火力夹击之下。其实质就是：只有在叶芳的军事控制之下，我们才能进城。叶芳处于弱势，为什么会作出如此悖于常情、而且必然要被我们反对的决定呢？我们无法猜测，只能说明叶芳对我们仍不信任，怕被我们吃掉。

　　这时大约是下半夜三点多钟，听了这些话，全场顿时没有一点声息，煤气灯发出的嘶嘶声格外刺耳。半响，胡景瑊同志缓缓地站了起来，态度温和但很坚决地说：“我们一向教育部队，前面有敌人，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之，在我们进军的中途，就可能在莲花心引起误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对方代表作了一些解释，但他们无权改变叶芳的决定。程美兴同志沉不住气了，霍地站了起来，厉声说道：“如果不让出莲花心，那只有打了！”

　　大家都紧张得透不过气来。

　　胡景瑊同志宣布“休息十分钟，大家冷静考虑一下”。

　　代表们离开会场，分散在两旁休息室里分头交谈，沟通意见。重新开会时，对方代表表示一定能说服叶芳撤出莲花心阵地。于是《关于叶芳将军率部反正起义之协定》六条十款于5月2日凌晨五时许签字。双方约定于5月4日举行第二次会谈。这时东方已经发白。

　　在这紧张而漫长的一夜中，有两件事很久不为外人所知。

　　第一件，谈判会场除了送水和摆弄煤气灯的警卫员外，严禁任何人进入。会议间隙，代表们也不离开会场，外面是黑夜，也无处可以走动。几次进出会场的，只有我一个人。大约在半夜，警卫员附耳低声要我到后进房间去，我从小门进入后面，颇觉意外，我看见龙跃同志站在那里，隔着板壁倾听会议的动静。他低声问我：“谈得怎么样？”我说：“到现在都还顺利。”他挥挥手，我回到了会场。陪着他的是司令部供给科科长白希曾。后来知道，龙跃同志只站了一会就走了。司令员深夜来访，当然是最高机密。

　　第二件，起义协定签字以后，曾绍文同志提出，我们是全权代表，签了字，纵队对协定的实现负全责，但叶将军的四位代表未被赋予全权，如果他不同意协议，怎么办呢？几个月来的心血和冒险，不是都白费了吗？他们似乎没有想到这一点，都怔住了。曾绍文同志拿出一个协定附件草案，只有两条，关键是下面这一句：

　　“如叶芳将军拒绝本协定，或在原则上修改本协定，四位代表即以完全负责的态度自行采取积极行动，保证本协定(除有关叶芳将军本人之各项及无法说服其起义的部队外)之全部实现。”

　　这很明白，如果叶芳反悔，就撇开他，“自行”组织起义。对方代表说：叶芳起义是真诚的，不会变卦。但他们都在附件上签了字。不过，他们回城汇报后，叶芳全部接受协定，包括撤出莲花心阵地，这附件了一纸空文。这一附件，40多年后才对外公开。

　　5月4日的谈判仍在景德寺，不过是白天。我方代表增加了第三支队支队长周丕振和第一支队副政委刘日亮。对方代表卓力文和金天然没有来，由二○○师参谋长吴兆瑛为全权首席代表，增加了自卫团政工室主任徐勉和新兵团主力营副营长夏世辉。这次谈判是落实起义协定的工作会议，讨论双方如何协调行动，议定纵队进城路线、防区、口令、联络信号以及双方负责解决少数没有参加起义的敌军和城市纪律等共十一条数十款，双方代表都签了字。

　　两次会议的文件，都由我方准备，大部分由曾绍文同志起草。我全程负责记录，自问记得很认真，努力不放过每句话。但解放后这份厚厚的记录一直未发现，否则，倒是一件珍贵的文物。

　　5月7日，温州城(专署及永嘉县政府所在地)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而且影响极大。浙保六团宣布起义，浙保四团放下武器，浙江保安第二旅旅部及保安五团下海逃走。到5月底，除泰顺、玉环已先期解放外，20多天内文成、瑞安、乐清、平阳、青田、景宁、温岭、黄岩相继解放，势如秋风扫落叶，而且大部分县城的解放兵不血刃。5月26日，三野二十一军到达温州，与浙南纵队胜利会师。6月，两支部队各一部并肩作战，解放了福鼎和柘荣，纵队一部还与二野十二军一部一起解放了寿宁。

　　(作者系中共温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离休干部，时为解放温州谈判共产党代表团工作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