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是中华民族传统的道德规范之一。孝的核心内容就是“善事父母”。中华民族一向以尊重长辈为上，数千年来，相沿相袭，传为美德。
周恩来自幼就开始接受了全面系统的中华传统文化的教育和熏陶，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更是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批判地继承了中华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的精华。他很看重孝。1957年3月24日，他陪外宾访问杭州，应邀在杭州市群众大会上作报告。当他看到会场上有不少青年时，就有针对性地谈到了青年要赡养老人，要讲孝道的话题。他语重心长的说：“说到赡养老人，我们有些青年团员也许会问：‘难道现在还要我们讲孝道？’”他稍作停顿，接着展开了话题说：“对‘孝道’要作分析，要辩证地看当封建社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利用‘孝道’压制青年的时候，我们要推翻封建社会，反对‘孝道’，甚至要进行家庭革命。几十年前，有人就写过《非孝》的文章。当年有些老先生对那篇文章曾有不少非议。可是当时那篇文章是有道理的。现在就不同了，封建统治已经被推翻了，我们就不能再笼统的说‘非孝’了。在旧社会，封建家庭束缚我们，我们要反抗；在新社会家庭不再束缚我们了，老一代曾经哺育我们成长，我们就应该赡养他们。”
令人心悦诚服的是，周恩来一向都是说到做到言行一致的，从他对生父的孝行便可略见一斑
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还清楚地记得抗日时期，周恩来生病住院心中却始终挂念着生父的情景。那是1942年夏天，他因小肠疝气在重庆歌乐山中央医院手术治疗。那时，他的父亲周贻能(又名劭纲)，就住在红岩村。平时他因为忙很少能和父亲坐在一起聊天谈心，但父亲在他心中的地位还是很重的。这次他住院治疗，整天卧床，行动不便，伤痛难忍，但他心中还是一直惦念着老父。他还清楚地记得旧历5月28日，即公历7月11日是生父的68岁寿诞日。他为自己这次不能亲自为老人家操办和主持生日庆典，感到内疚与不安。7月6日，他写信给邓颖超，托付她来操办。但究竟是于当日办，还是等他出院后补办，他请妻子同老人家商定，并希望妻子尊重老人家的意愿，嘱她：“还是将就他一点罢。”
其实7月5日周恩来的父亲就身染疟疾病倒了。邓颖超怕他着急回来，影响治疗，所以一直瞒着他。直到7月9日，老人病情不见好转，才写信告诉他。周恩来得知后，果真放心不下，当即给妻子写信嘱咐她说：“爹爹的病状，除疟疾外，还宜注意他年事已高，体力虽好，但他过分喜欢饮酒，难免没有内伤。所以主治他的办法必须先清内火，消积食安睡眠。东西愈少吃愈好……。”他还决定：“爹爹的热度如不再退，我星期一即可出院。”他在信的最后写道：“我对他的病，不很放心，……我在这里默祷他的康宁。”短短数语，周恩来对生父的一片赤子之心，已表现得淋漓尽致了。
两天后他从报童口中得知父亲去世的消息，感到突然与震惊。他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也不愿意接受这样的事实。他怀着急切与忐忑的心情询问来医院看他的童小鹏和吴克坚。他们对他支支吾吾，这使他更加心神不定，写信告诉妻子：“我决心明日黄昏回山上了。”第二天，他顾不上病体未愈，一口气跑回红岩村。当父亲过世的消息得到证实后，他立即失控，感到天晕地旋，六神无主，再也站立不住，一下蹲在地上，抱头恸哭，在场的人劝他不成，反而都纷纷落泪。
这天夜里，他为父亲守灵直至天明，虔诚之心感人肺腑。
两天后，他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说：“归后始知我父已病故，悲痛之极，抱恨终天……。”此情此意，岂可做作!
其实周恩来与生父在一起的日子并不多，但是他对生父的情感是真切的，浓浓的。他曾经对侄儿说过这样一段话：“我对你爷爷是很同情的。他人很老实，一生的月工资没有超过30块钱，但他一辈子没做过一件坏事。而且他还掩护过我。”话虽然不多，却情真意切，寓意深长，耐人寻味。
周恩来对自己的母亲(嗣母陈三姑)和生母(万十二姑)也十分敬重，寸草春晖，铭记于心
周恩来的童年是在两位母亲的精心呵护下长大的，因此他对两位母亲始终怀有特别深厚的感情。1907年夏天万氏就病故了，那时周恩来只有9岁，他为生母贫病交加过早去世无限悲痛，更为生母因外婆阻挠不能及时入土为安感到痛心入骨，寝食难安。他心中一直眷念着她。1916年他在南开中学读书，2月3日是旧历除夕，他回到四伯父家里。因伯父在东北，家中只有四妈一人。他陪四妈吃过年饭后，“独据一案，取校中自治励学会新出版之杂志阅之，历三时许，全书几尽。”室外，家家爆竹声不绝于耳，户户家人团聚共食“守岁饭”。对比自家，人稀孤寂，不免感慨系之，叹道：“夫今日何日耶？非家庭团聚时耶？余也何如父母双亡，北堂久不闻唤子之声。回思依依膝下，此情此景，不必蓼莪之章，便已悲慨无垠。矧兹今夕，尤令人泪盈枕席，竟夜不能寐矣!”
1920年夏，他在天津警厅拘留所同反动势力斗争的艰苦岁月中，还念念不忘生母之恩德，写了一篇感情至深的《念娘文》。1945年抗战胜利了，他在一次同记者谈话时谈到自己的母亲。他十分动情地说：“35年了，我没有回家，母亲墓前想来已白杨萧萧，而我却痛悔着亲恩未报。”新中国成立后，他也曾对身边工作人员说：“1946年，我在南京。南京离淮安只有三百余华里，我很想回淮安老家看看，因为淮安还有我两个母亲的坟。”
他对嗣母陈氏的感情特别深。因为他不满周岁就过继给她，直到1908年夏天陈氏病故。10年间他一时一刻都没离开过陈氏，所以他一直称陈氏为母亲或娘，称万氏为干娘。陈氏病故后，周恩来亲自为母亲操持后事，护送母亲的棺木运回淮安与父亲(小叔父周贻淦)合葬。
1918年年1月1日，他正在日本求学。他在第一天的日记中就写了这样一段话：“我今年已经十九岁了，想起从小儿到今，真是一无所成，光阴白过。”感到“无脸见死去的父母于地下”。第二天清晨他又把随身带来的母亲亲笔写的诗文打开来，用心读了好几遍。然后，焚好香，闭目静坐，心中悼念着母亲陈氏，眼泪忍不住地要流下来。他满怀深情地写下了这样一段日记：“计算母亲写诗的年月，离现在整整的二十六年，那时母亲才十五岁，还在外婆家呢。想起来时光容易，墨迹还有，母亲去世十年了。不知还想着有我这儿子没有？”此后，在日记中他还多次写到母亲。2月12日当他从家乡的来信中得知，爹爹和娘的坟还露棺材在外边时，心里“越想越难受，恨不得即时回国，为家里处置这些事情才好!”3月20日晚，他自习功课后，又偶思及家事，“想亡母，不能成眠。”于是再拿出母亲的遗墨默读。良久，在日记上写下了“遗墨犹存，音容久杳。伤哉!”几个饱含辛酸的字迹。他虽身在日本，心中却始终挂念着家乡的父老。每逢新年除夕、清明、端午、中秋等节日，他都思亲心切无限愁怅。特别对母亲的生日和忌日，他记得非常清楚。7月25日的日记上他赫然写着：“母亲亡后十周年忌辰”。还记着亲友几番邀他出游，他都拒绝，“余以无兴均未往。”在12月13日的日记中他又十分醒目地写道：“母亲亡后四十一周年生辰”几个大字，别无他记。可见母亲在他心中的分量有多重!
1945年周恩来对记者说：“直到今天，我还得感谢母亲的启发。没有她的爱护，我不会走上好学的道路。”第二年秋天，他在南京接受美国记者李勃曼的采访。他再次深情地追述着慈母：“我出生后，因叔父周贻淦已去世，(注：这里记者所写有误，应是周贻淦病重之时。)照传统习惯，把我过继给叔父，由守寡的叔母抚养。叔母即嗣母陈氏，是受过教育的女子，在我五岁时就常给我讲故事，如《天雨花》、《再生缘》等七词唱。嗣母终日守在房中不出门，我的好静的性格是从她身上承继过来的。但我的生母是个爽朗的人，因此，我的性格也有她的这一部分。”新中国成立以后，1964年他在同亲属们谈话时还说道：“现在看来，封建家庭一无是处。只有母亲养育我，还是有感情的。”须知，那是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周恩来仍能讲这样的话，足见他的勇气与对母亲的爱，是任何力量都无法抗拒和改变的!
周恩来的孝行还充分体现在他对两位伯父——四伯父周贻赓和八伯父周贻奎身上。其情也殷殷，其意也切切
八伯自幼残疾，一生受尽苦难，周恩来总是把他挂记在心，悬系不已。
周恩来10岁那年两位母亲相继去世，生父一人在外谋生，他带着两个弟弟生活十分艰难。八伯、八妈把他们接进家来共同度日。但八伯幼年患小儿麻痹症，行动不便，还时常犯“羊角疯”，已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家中没有可靠的经济来源，日子过得十分艰难。但八伯八妈从无怨言，默默地承受着一切。对此，周恩来一直刻骨铭心牢记在怀。所以当他被四伯接去读书后，还时时挂念着家乡的八伯八妈。1916年夏天，他已在南开中学读书，正值学校开始放暑假。他见同学们个个高高兴兴，提囊携箧，回家省亲，便触景生情，特别想到淮安老家的八伯。后来他在开学后的第一篇作文《避暑记》中，记述了他当时的心境：“余也游子，浪迹在外，每值假期，心焉愁抑。”……“余伯幼以疾废，辗转床蓐，凡三十年。此次余弟来后，家乡忽以疾危闻，大伯父急电往询，报以稍佳。再函发问，迄无回音。今余已受课多日，而仍无一字之复，掷笔思之，尤使余悬系不已。”
南开中学毕业以后，他在日本求学期间，依然念念不忘八伯的病。1918年1月8日，他在日记中记下了这样一段往事：“接着八弟(注：即周恩来胞弟周恩溥，字博宇。)的来信打开看时上面写着‘八叔父故去’五字。我身在海外，猛然接着这个恶消息，那时候心中不知是痛，是悲，好像是已没了知觉的一样。想起我爷爷膝下四子，我父亲早就去世，以后连着四妈、干娘、母亲，同着姊姊、弟弟全都去世，四伯自四妈去世后，隔着八年四姨才进门来；跟前又没有个弟兄，干爹从干娘死后已经十一年了，总没有再续……不想天不谅人，叫我们这支四房头鳏寡孤独全都占全了，真真是可怜可惨到极顶了!加着家中境遇如此，遇着这样大事，还不知如何是好呢!”
此后一连数日，他一直寝食不安，心中总放不下这件事，在9日、11日、12日、14日、15日的日记中，都详细地记述了这件事。
9日的日记表现了他自接到八伯去世的消息，心中的不安与担心。心里总惦念着：“家里头不知现在如何办法。四伯也不知回淮城没有？……八妈同妹妹又不知怎么样呢？”他想到八伯和八妈这些年的苦日子真不知是怎样过的，内心更加不安，想到许多许多：“这几年来八伯同八妈的苦处已算受尽了，债务天天逼着，钱是没有，……当也当净了，卖也卖绝了，借是没处借，赊是没处赊，……就是不要脸，向人家去要饭吃，恐怕也没有地方去要。”于是他慨叹道：“八伯这个病，虽说老病，然而病到现在，何曾用一个钱去医治呢？简直说是穷死了。”11日的日记写了他焦急的心情：“连着三天，夜里总没有睡，越想越难受。……只恨我身在海外，不能够立时回去，帮助四伯、干爹做一点事。……想到这里，我现在唯有将家里这样的事情天天放在心上，时时刻刻去用功，……一步一步的向上走，或者也有个报恩的日子。”
说到报恩，他更加痛恨自己亲恩未报，一事无成。在12日的日记中，他既哀叹“八伯自小的时候得着这个残疾，一辈子没享过福。”又感到自责：“我们做子侄的罪，真真是不小了。”1月14日，当他得知八伯后事料理的一些情况后，心中更感到难过与自责。他写道：“可怜听说棺材止二十多块钱，衣裳十几块钱。八伯受苦一辈子，连死后也不得好穿，好殓……我想起我们做子侄的，现在既没有力量帮助几个伯伯去顾家，还一天天的饱食暖衣，真真是没有一点良心了，要再不着实用功，那还成个人么!”当他从四伯的来信中知道八伯去世的准确时间后，想到彼时彼刻他的所做所为，更加悔恨不已。他在15日的日记中写道：“算计时日，一定是阴历十一月了。那一天正是阳历十二月二十五日，……想起来我那个时辰，正给八弟去信，信中有提起家里头的话，顿时转念到八伯，心里头很觉难受，以为八伯的苦处不知何日受尽。不想，同着这个时候，八伯已经在淮城去世了。这样看来，可见事事全有个朕兆。何况我同八伯是亲叔侄呢。只恨我全无良知，不曾悟到此事；八伯死后十几天正赶着是新年，我终天喜笑玩乐，何曾有一点难过的想头。真是不孝极了!但是，孝要有心孝，八伯死的消息，前者既不知道，还有托词；从今天起要再不发愤用功，那更对不起八伯这几年受的苦处了。”
八伯去世后，八妈拉扯着儿子恩硕苦熬度日，十分不易。后来恩硕为革命牺牲，八妈更是雪上加霜，日子难熬。所以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一直关心照顾着八妈的晚年。
周恩来对四伯父始终感恩不尽。他说，对封建家庭没有留恋，“但我对伯伯没有反感”。“我十二岁四伯把我接到东北读书了。”“这是我生活和思想转变的关键”
周恩来在两个母亲去世后，带着两个弟弟与八伯住在一起，过着艰难的日子，多亏在东北谋事的四伯经常接济他们，生活才有了一些保障。
他也时常给四伯写信，谈家里的情况，请教一些问题。四伯也很喜欢他，觉得他是个很有出息的孩子，一直打算把他接到自己身边来读书深造。所以在周恩来12岁那年，四伯便托顺道回家的三伯把他接到东北，先后在铁岑和奉天读小学。后来又随四伯到天津南开读中学。周恩来对他从淮安老家出来开始新的生活，看得很重很重。他认为这是他人生转折的关键。后来他曾不无感慨地说：“没有这一次离家，我的一生一定也是无所成就。”所以他对四伯始终充满着感激之情，信赖之感。
他在作文中多次写到四伯父，这绝非偶然，足见四伯在他心目中的位置。写于1916年3月21日的作文《禀家长书》，就真实生动地反映了他对四伯改去奉天西丰县财政部门就职后的牵挂之情。读来令人感同身受，慨叹万千。他写道：
伯父大人尊前：
敬禀者，前日归家，得读手谕，恭悉大人途中顺适，安抵沈阳，私心为慰。西丰之行，有清文护勇相卫，当不虞寂寞。屈指计时，侄禀至丰日，谅大人已早卸征尘矣。
奉省请丈，不知较畿辅若何？以侄揣之，虑也有名无实，虚耗国家岁费，冀应励行新政之名耳。至丰郡敝处奉北，政塞俗陋，居上者以其无关全局，虑亦恝然置之。大人虽欲力求真实，曲高寡和，恐不易为力。处兹浊世，惟有直道求己，枉道恕人，方克见容。侄为此言，非欲以不入耳之谈，蔽大人之聪也，实为家计，不得不恳大人屈志相安。然侄自问痴长十八年，大人抚之育之，至今仍一无成就。家中赡养，不能稍分大人劳肩，反使大人只身走千里之外，为子侄谋衣食，侄罪重矣。濒行时，侄殊不欲至站恭送，以伤大人之心。但忆七载依依，承欢膝下，骤别慈颜，忽觉亲我者又少一人，是以萦怀莫去，绕绕不能离异，想大人知侄于车中又不知作若何系念也。
至伯母大人康健如常，家中事务均遵大人所嘱办理。侄在校中，各事颇行忙碌，近日班内又组织同学会。会内学报，亦将付印。终期执笔，殊无暇晷。惟于课程身体，仍不敢自弃自毁，以劳大人之忧。寄上《校风》一份，请抽暇阅览，便知详情。每逢星期归省伯母，必将七日中所集之事，尽行料理，请释慈念为祷。肃此，敬请
福安!
侄恩来谨禀3月21日
读了这封信，掩卷凝思，一股殷殷孝道的亲情便活脱脱跃于眼前矣!
此后，在1916年秋天的《避暑记》、1917年初的《诸生于旧历年假中欲事何事，盍预言之》等作文中，又多次提到四伯，真实记述了他“幼失怙恃，长依伯父”，“津辽七载”，“随宦东西迢迢千里，形影相随”的情景，表达了他对“伯父无儿，视生犹子”的欣慰，慨叹道：“鸣呼!十年前，生我育我者父母也；十年后，育我之人殆伯父矣!”
在旅日、旅欧期间，周恩来经常与四伯有书信往来，旅日之前和旅日归来，他都到东北看望四伯，聆听教诲，禀诉别情。1928年周恩来和邓颖超取道东北赴苏出席中共“六大”会议，途中遇险。为甩掉敌人，他们决定暂到吉林四伯的家中躲避，因为他深信在四伯那里是安全可靠的。果然，在四伯精心的安排与掩护下，他们终于摆脱敌人，顺利地离开中国边境踏上赴会的旅途。对此周恩来一直念念不忘，直到1964年，他还对侄子们谈及此事。他十分动情地说道：“……对家庭没有留恋，但我对伯伯没有反感，对父亲也很同情，所以我敢去吉林找四伯，相信他不会出卖我。”寥寥数语，周恩来与四伯至亲至信的真情，便已勾画得活龙活现了。
周恩来对待孝，自有独特的理解，因为他是一个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者
自“五四”前后人们对传统的孝道提出挑战以来，80余年间，有关孝道的论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然而，我们从周恩来一贯的言行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对传统的孝道，既不是全盘否定，也不是全盘肯定，而是采取了历史与辩证、批判与继承相结合的科学态度，无论对家庭，对父母和长辈，他都是有分析，有区别，有褒也有贬的；一切都是以是否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原则的。从周恩来对待祖茔的态度，也可见一斑。
1965年春节，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同弟弟周恩寿商议平掉家乡准安城外的祖茔一事。恩寿得知兄长已做出决定后，立即表示赞同。周恩来担心家乡的乡亲们想不通，不肯平坟，便决定派一位亲属前去做工作和督办此事。恩寿自告奋勇，极愿前往。一则他也同兄长一样，自小离家再也没回去过，二则他还可以做做嫂子们的工作。周恩来没有立即表态。他沉思了一下，然后说：“不行!”“你的身份不同，是周恩来的弟弟，……你回去后，省里、县里都要接待你，既影响人家工作，又造成浪费。”稍停了一下，见恩寿没有表示异议，便提出建议：“还是等在西安的尔萃回去办吧，他母亲在淮安，是探家，不会惊动地方领导。”于是这项特殊的使命便落在了侄儿尔萃的肩上。周尔萃回到淮安，首先按照伯伯的意思做通了长辈们的思想，又向乡亲们做了解释。大家想通了，便一齐动手把周恩来的祖父周攀龙及其夫人曾氏、二祖父周亥祥及其夫人郑氏、嗣父周贻淦、嗣母陈氏、生母万氏、八叔周贻奎、婶母周八太，等共13口棺木，全都起出再深埋，实现平坟归田的目的。事后周恩来还给家乡汇去70元钱，并附言道：“此款支付生产队平坟工资和赔偿青苗损失费。”这件事在淮安城很快就传开了。人们纷纷盛赞周总理高风亮节、移风易俗，既敬重长辈，又服从国家利益，忠孝两全的崇高品德与精神。
这件事也再次证实了周恩来的话：孝要用心孝，既不能停留在口头上，也不要看重形式。1939年春周恩来回祖籍绍兴，隆重上坟祭祖、续家谱，是尽孝道；这次派人平祖茔归耕，同样也是尽孝道，是在更深层意义上的尽孝。周恩来这种对待孝道的科学态度，无疑对于我们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建设新时期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家庭关系，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