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初，我开始从事中央领导人的保健工作，经常出入中南海，以前对红墙内的那种神秘感和好奇心渐渐地被工作的重要性和责任感所取代。

　　1965年8月中旬的一天上午，应邓颖超大姐之约，我第一次踏进周恩来总理和邓大姐居住的西花厅大院。工作人员引我到客厅坐下，茶几上已泡好一杯清茶。片刻功夫，邓大姐从她那办公室兼卧室的房间缓缓走来。我立刻迎上去同她握手，并轻轻地搀扶着她坐到小沙发上。

　　那时，邓大姐正在病中，身体显得瘦削虚弱，面部气色稍有一点苍白。她笑盈盈地跟我说：“你是张佐良大夫吧？我早就想见见你，因为身体不好，一下拖到今天。这两天天气太热，你是骑自行车来的吧？”我答：“是的。”大姐说话慢条斯理，声音轻微。她从茶几上拿起一把蒲扇递给我，又说：“先喝点茶，咱们慢慢聊。”大姐的和蔼消除了我的紧张和拘谨。她在简要地询问了我的家庭成员状况及个人经历后，关切地说："你从小没有爹妈，是个孤儿，吃了不少苦。15岁参加革命队伍，又是个红小鬼。你现在大学毕业，当了大夫，这很好，但也不容易啊。我的身体一向不太好，是个药罐子，所以常跟大夫打交道。大夫是个治病救人的崇高职业。"稍停，她向我介绍了自己的健康状况。

　　邓大姐正患胆道疾病、轻度甲状腺机能亢进、植物神经功能失调和结肠过敏等多种疾病，睡眠差，食欲欠佳、消化不良，体重不足60斤。说话间，我看到她不时用手帕擦汗，并有一点气急。我建议道："今天说话时间太长了，请大姐先休息吧，别累着了。"她说："有点累，但还好。你跟我到房间里去，我躺着再跟你聊一会儿。"我扶她进房躺下。室内陈设很简单，一张床，一张办公桌，一对扶手小沙发，中间放一茶几，一个床头柜，上面放一部手摇电话，两个玻璃书橱靠墙立着。她母亲一张放大的半身照片，挂在她床脚跟的北墙上，只要她躺下，就面对她的母亲，可见她对母亲孝心至深。此外，室内没有任何装饰品。我端了一把椅子，坐在她床旁。她接着说?quot;你到我们这里来，不必紧张，也不要拘束，随便一些。以后我们会常见面，我向来尊重大夫。我把你们大夫当同志和朋友。我身体不好，经常跟大夫打交道，得到大夫的不少帮助。我同他们合作得很好。"停了一下，她说："我们都是共产党员，组织上派你到我这儿工作，你的任务很重啊。"大姐简单地向我介绍了总理办公室的秘书、警卫、司机、厨师和服务员后说?quot;我们这儿人不多，就我跟总理两个人，无儿无女，没有家属来给你添麻烦。大家对总理就称呼'总理'，这是他的职务。对我，他们都叫我'大姐'。这样称呼很随便，很自然，千万不要叫我们'首长'。总理的工作很忙，一天到晚只知道工作，不注意休息，自己觉得身体好，不在乎，又不听别人劝。他是个急性子，你跟他说话，要简明扼要，不要绕弯子。以后，你常跟他在一起，就会知道这些的。"她拿起一把小扇子在手里摆弄着。她说："还有，他问你什么事情，不知道的，就说不知道；不懂的，就说不懂。老老实实，他不会怪你的。今后你在工作上遇到什么不明白，或难办的事，可以找我，我会帮助你的。那些警卫同志也会同你配合，大家一起努力把工作做好。"她侧过身来看了一下墙上的钟说："哎哟！11点多了。好吧，今天咱们就说到这儿。以后我会跟你联系，找一个机会让你跟总理见见面。"

　　我站起身来说："谢谢大姐对我的关心，向我介绍了这么多情况，我会牢记在心。我有信心做好工作，请大姐放心，您多保重身体。

　　您什么时候需要我，我一定随叫随到。"正要告辞，大姐说："等一下，还有点小事。"她走到办公桌旁，从桌上拿起一本红色封面的《以革命者的坚强意志战胜疾病》的简装书。大姐说?quot;这本书，你拿去看看，我对待疾病的态度都写在这里面了。"我翻开扉页，只见邓大姐清秀的字迹跃然纸上："佐良同志惠存！邓颖超1965年1月20日。"我小心地把书放进书包激动地说："谢谢您，大姐。"大姐伸过手："回去向你家里人问好。"

　　此后，我有幸在西花厅工作了20年，在周恩来、邓大姐身边这20年，使我获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