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原新华社社长穆青

　　编者按：今年是彭真同志诞辰100周年，为纪念这位新中国的法制奠基者，我们特发表李海文同志关于彭真拍板发表焦裕禄报道的专访，以飨读者。

　　李海文：您写那篇《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轰动全国，据说是彭真曾为此事找过您谈过话？

　　穆青：彭真没有为此事找过我谈话，但是这篇文章是他拍板发表的。

　　我们写焦裕禄的文章是在1966年初。焦裕禄的事迹，我已经在新华社里作过报告，大家听了都很感动。但这篇文章是否可以发表，怎么发表，我不敢做主。因为那个时候正是"文化大革命"前夕，人们已经被搞的有点紧张了。

　　这篇文章里，我们担心的是两件事情，第一个，是兰考的灾荒敢不敢写，困难时期没饭吃、逃荒，这个事情敢不敢写？我是大胆地把它写出来了。不写困难，不写灾荒，焦裕禄的事迹、精神就写不出来；写了这些就是暴露黑暗面。在这个问题上我拿不定主意，但我还是大胆地写了。我说，如果不让发表，就算了，就不要发表。要发表就不能把灾荒情况删掉，否则，这个典型就没意义了。

　　第二个，我没写阶级斗争，一句话也没说。那个时候就是强调阶级斗争。但是我没有写，因为在焦裕禄那个地方没有搞阶级斗争，逃荒要饭能算是阶级斗争吗？不能算是阶级斗争，只是一些群众觉得困难，想离开那个地方。但是，这不能上升到阶级斗争。应该实事求是，没有就是没有，不能瞎写。这篇文章我们采访了半个月，稿子改了7遍，在兰考的三级干部会上宣读过，所有事实都认真核实了。

　　就这两点，我拿不定主意。

　　当时新华社社长是吴冷西同志，他也觉得这篇文章如果不发表真是太可惜了，这个典型太感人了。但是要发表，对于上述的两点，他也拿不定主意。这需要请示中央领导同志。他去找了彭真，彭真同志看了后，拍板了。怎么谈的，我就不知道了，但是，是彭真同志拍板的。他当时是书记处书记，中央日常的工作都是他管的。他一拍板，我就敢发了。我先给《人民日报》，我说，《人民日报》发完了，新华社再发，署名是本报记者。新华社同仁还有意见，怎么先给《人民日报》呢？我说，这是冷西同志决定的。因为那时冷西同志兼任两边，除了是新华社社长外，还是《人民日报》总编辑。

　　谁也不知道是彭真拍的板，我也从来没说过。

　　1966年2月7号文章发表出来以后，那么强烈的反应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那篇文章广播后的当天晚上，胡乔木在上海，让秘书打电话来，说读了这篇东西非常受感动，对我表示祝贺。说一个老记者带两个新记者搞这种东西，这是最好的采访方法，希望我们发扬这种精神。胡乔木那个时候是书记处候补书记，也是管宣传的。

　　"文化大革命"时把这篇文章说成是大毒草，造我的反，大字报贴到我的办公桌，要把我揪到兰考去批斗。我说："我跟你去，你叫我们的军管小组同意，我就跟你去。"我不怕。因为我知道兰考群众对焦裕禄有深厚感情。

　　李海文：彭真找你谈过话吗？

　　穆青：找过。1964年北京通县四清，我是新华社的带队人之一。我将农村调查研究写了一篇文章《四清散记》，登在内部刊物上。彭真同志看了，非常欣赏，说写得好，打电话让我到他家里去了两趟。第一次向他汇报我在农村调查研究的情况、感受。第二次他给我们布置调查研究的任务，讲四清总目标。鼓励我好好研究理论，搞好四清。彭真留我吃饭，十分亲切。他很喜欢文化人、器重文化人。

　　李海文：三中全会后您和彭真有过接触吗？

　　穆青：1979年他复出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主任，法委还专门召集过新闻单位开会，讨论怎样进行法制宣传。那个时候接触比较多了，只要他起草什么，他负责什么事情，都要把我拉去，要不就是参加起草，要不就是给他提意见。

　　审判"四人帮"林彪两个反革命集团案时，彭真是"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主任，虽然他不出面，但是整个是彭真指挥。每一次都组织得非常仔细。当时，新华社负责主要宣传工作，我是主要负责人之一。他经常召集我们开会，一再叮嘱我们：千万不能出错，一定要把好关，搞好宣传报道。在公安部礼堂公审，在礼堂的后边放录像，彭真拉着我们几个人就在后边看录像。在场的有彭冲、伍修权、江华、黄火青，有吴冷西、曾涛、我，还有好多其他的人。我有时候出来在那个幕布后面看一看公审的情况。

　　那个时候，彭真情绪可高了，大家都很高兴，一边看一边评论。他说，有一些是路线方面的问题，有一些是犯法的问题，我们只审理犯罪的问题，那些路线上的问题，工作中的错误，都应该实事求是，不能写成罪行。罪与非罪要严格区别，这个问题非常重要。这点我印象很深。

　　每次彭真同志都来，看完录像后，大家就评论。大家最恨的是张春桥了，那家伙，一句话也不说。当时是两个法庭，审"四人帮"在公安部礼堂，审林彪一案在空军学院，我们组成了两个组，一个在公安部，一个在空军学院。我就两边跑，一会儿到这边来看看，一会儿到那边去看看。经过二三个月的准备，在审判结束时，发表了我和郭超人、陆拂为合写的文章《历史的审判》，这是压阵文章。那篇文章说：审"四人帮"、林彪，实际上是总结"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

　　后来彭真主持修改宪法，把我和其他几个同志找到玉泉山，住了一个多礼拜。整天讨论，讨论宪法怎么搞，怎么修改，听我们的意见，其实我们对法律并不内行。彭真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很认真的，每天开会，一章一章地研究。开会的时候包括到人大常委会去开会，你提意见，他都是自己做笔记。这位老人，真是了不起。

　　彭真非常亲近。跟他接触我就没有什么顾虑。彭真最容易接近，而且是最亲近的。他喜欢听你的意见，而且很诚恳，不是做样子。我们称呼他"彭真同志"。

　　彭真不但找我们，他还找一些记者去，无论各地的什么事，他都喜欢听我们记者的意见。他让我们多注意法制方面的宣传，多提供这方面的情况，老百姓有什么意见，有什么希望。所以我们有些记者，如李尚志跟彭真也是很熟的，觉得这老头很和蔼可亲。

　　(转自《世纪对话---忆新中国法制奠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