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0月15日深夜，伍修权已经休息入睡了，一切都处于安静之中。突然他宿舍里直通中央的“红机子”连声响起，他睁开睡眼，起身抓过耳机接电话，他刚答了一声“喂!”就听电话那头急促地说：“修权吗?别睡了!”伍修权忙问是谁，那边答道：“我是杨尚昆。你马上起来，处理一件事。”杨尚昆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他这时亲自来电话，必定是要出大事。伍修权只觉睡意顿消，对电话中说：“尚昆同志，什么事?你说吧!”只听杨尚昆在电话中说，刚才中央办公厅接到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的电话，他说苏共中央授命他将一件重要的事情，立即向中共中央通报，现在还不清楚到底是什么事。中央办公厅认为，与外国党联系的事，属于中联部的工作范围，现在决定由你出面，马上会见契尔沃年科，作为中联部负责人代表中央与他接谈，看看到底是什么重要情况。伍修权与杨尚昆约定了接待地点、时间等，等他放下电话，才想起还有个问题，现在机关全都下班了，中联部办公楼的会客室门也锁上了，这深更半夜地他到哪儿找什么人来开门和接待外宾呢?一看表，离与杨尚昆约定的接待契尔沃年科的时间也不远了，情急之下毅然决定，就在自己家里的客厅里，接待这位苏联大使。他忙叫醒公务员，赶紧简单收拾了一下，又通知机关门卫，让他们把外宾领到自家客厅来。安排好后又急急穿上衣服，还用凉水抹了一把脸，使自己头脑更加清醒起来。
契尔沃年科按时到达，伍修权与他会见时也没有什么客套寒喧，一坐下就请客人说话。只见这位大使庄重地对伍修权说，他奉苏共中央之命，向中共中央通报一件重要事情：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10月14日举行的全体会议决定，解除赫鲁晓夫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领导职务，改由勃列日涅夫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柯西金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米高扬仍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契尔沃年科说完这几句话，就算完成了他此行的任务，静静地看着伍修权，似乎在等待着主人的反应。伍修权这些年没有少和这个苏联大使打交道，但在两党两国交恶时，他们每次见面不是各执一词就是冷峻相对，有时还争论得面红耳赤，这回契尔沃年科深夜来访，竟带来这么个意外消息。只是当他向契尔沃年科询问进一步情况时，对方却只说，请等待苏共中央和苏维埃主席团的正式公报。再问，就摆出一副“无可奉告”的姿态，并且表示他们的谈话可以就此结束。深谙外交规则和外事纪律的伍修权也知道，对方今天也只能说这么多了，忙以十分亲切友好的态度，送走了这位苏联客人。
契尔沃年科一走，伍修权立刻拨通“红机子”电话，将苏联大使通报的情况报告了杨尚昆。这时已是10月16日凌晨，也就在这一天，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全都知道了这个消息。伍修权一早也向中联部领导干部和机关里的同志，报告了这一“特大新闻”，人们都为这个意外消息感到高兴，认为这是我们进行国际“反修”斗争的一个重大胜利。当天收到国外电讯，也都在传播这条消息。接着，又听到苏共中央十月全会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表的公报，正式宣布赫鲁晓夫是由于“年迈和健康状况恶化”，才应他本人的“请求”，由苏共中央和苏维埃主席团，“同意”解除了他的各项领导职务。
伍修权把这公报反复看了几遍，从这种官场语言和外交词令中感到，这分明是掩盖了事实真相，赫鲁晓夫不会突然“健康状况恶化”，也算不上“年迈”，他决不会主动“请求”交出手中的大权的，权力交替只能是他们高层内部互相争斗的结果，他肯定是被别人赶下台的。但是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其后果和前景又将如何，一时还无人能说清楚。但不论怎么说，这是一件国际大事，伍修权意识到，我国正在进行的“反修”斗争以至国际局势，必将因为赫鲁晓夫的下台而发生新的变化。
正当世界公众的目光一齐投向莫斯科时，毛泽东却用另一个同样震动世界的消息，将全球的目光，又引到了中国方面来。他命令我国早已进行并作好准备的原子弹试验，在这一天突然“起爆”!特大新闻，有人将其概括为一个“下台”，一个“上天”，即苏联的赫鲁晓夫“下台”，中国的原子弹试验“上天”。这两个看来并不关联的消息同时播发，不仅造成了一种特别的宣传效果，更使人自动将这两大新闻联系起来，认为正是中国的坚持斗争并取得胜利，才促成了赫鲁晓夫的垮台。
当举国上下和四海内外的人们，都在为这两件大事，有的欢欣鼓舞，有的惊异莫名，也有的深思忧虑，议论纷纷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面对新的形势，作出了新的战略决策。周恩来指示中联部等各有关方面，对于苏联领导人的变换，第一表示欢迎，给予支持祝贺；第二要去做工作，推动他们的变化。伍修权对此回忆说：“赫鲁晓夫下台与勃列日涅夫上台，标志着国际共运的大论战进入一个新阶段。最初我国很希望形势能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因此对苏共新领导是采取争取和欢迎态度的。”
中共中央决定，利用即将到来的十月革命节47周年纪念，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与苏联新领导人直接会谈，试图改变和重建两党两国之间的关系。伍修权有幸又成为这一代表团的成员。中央对这次出访特别重视，周恩来亲任代表团团长，另由贺龙元帅担任副团长，其正式成员和工作人员达到60来人，是近年来历次出国人数最多的一个代表团。周恩来在行前说，这次出访的任务主要是与苏共进行接触，了解情况，交换意见，找到中苏团结共同反帝的新途径。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也认为，周恩来的率团访苏，“将成为中苏关系中的转折阶段”。
中国党政代表团于1964年11月5日晚到达莫斯科，伍修权在同苏方欢迎者一一握手问好时，一度感到“好像又回到了中苏友好的岁月里”。青年时期他曾在苏联学习和工作多年，近十几年来更多次来莫斯科，对这里不仅十分熟悉，并且充满感情。但这次他又见到，欢迎人群中的几个熟识者竟都表现得十分拘谨严肃，相见时不仅不主动招呼，还故意表示冷漠。伍修权还见到，欢迎人群中有许多苏联内务部的安全保卫人员，正警惕地注视着中国代表团的每一个人。这使他意识到，苏联与中国的关系，他们对中国客人的态度，还没有解除戒备和完全“开禁”，他所向往的中苏友好，并未成为现实。不出他的意料，中国代表团到苏联后的活动，并不顺利又很不如愿。
中国党政代表团到达莫斯科的第二天，按照预定的礼仪程序，周恩来带着代表团主要成员前往克里姆林宫，拜会了新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周恩来向主人表示对节日和建设成就的祝贺后，提出希望能在他们的庆祝大会上致词，哪知勃列日涅夫却委婉地拒绝了。虽然中国的祝词内容，主要只是高度评价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希望中苏两国能够重新团结对敌，但是对方却借口一律不请外国领导人致词，说周恩来的祝词只能以书面形式发表，实际上直到中国代表团回国，也没见苏方在哪里发表过。与勃列日涅夫的会见只有30分钟，就并无实际结果地结束了。在两年前的捷共代表大会上，伍修权曾与勃列日涅夫直接接触过，并未觉得此公有何过人之处，不料现在他忽然爬上高位，坐了苏共的头把交椅。
周恩来接着又率领代表团拜会了柯西金，他本来希望同这位相当于政府总理的新任部长会议主席，谈谈政治和经济方面的事，对方却避开实质问题，只吹了吹苏共中央新的“领导集体”。伍修权知道，此人是个长期从事经济工作的“技术官僚”，政治上并无多大主见更无什么创见，以前是靠支持赫鲁晓夫，现在又“改换门庭”追随了勃列日涅夫，才慢慢爬到了这个位置上，不会也不敢不听他们所谓的“集体领导”。周恩来等与柯西金只会见20分钟，就告辞出来。当天他们又去拜会了米高扬，他是苏共中央的“几朝元老”，是个“随风倒”的角色，在10月的“宫廷政变”中突然转向，同意撤换“老领导”赫鲁晓夫，支持资历比他浅的勃列日涅夫上台，被留任为最高苏维埃主席，成为新的“三架马车”式“集体领导”的主要成员之一。伍修权过去常同他打交道，知道他的老底，现在虽然成了苏联的“国家元首”，实际上只是跟着别人跑，谁是“一把手”就听谁的。周恩来与米高扬更是“老朋友”了，1949年初他就曾奉斯大林之命，秘密到过中国解放区西柏坡，与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等中共主要领导人会谈过，新中国成立后又作为苏联主管对外贸易和经济方面的部长会议副主席，多次代表苏联政府与周恩来等会谈和签订协议，1958年中共“八大”时，他是来华祝贺的苏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原想与他先叙叙旧，哪知此人是个老滑头，见面之后光打哈哈，就是什么实话也不说。话不投机，与他的会见也只进行了十分钟。周恩来和他的代表团总共用了一个钟头时间，就连续拜会了苏联的三位最高领导人，结果都一样，仅仅是个礼节性拜访，并无多大实际意义。伍修权跟着白跑了一大圈，暗自感到，此行前景未必能如他们预想的那么美妙。
不出所料，在十月革命节正式典礼的那一天，果然发生了一起严重事件。
十月革命节招待会也就是苏联的国庆盛宴，不仅全体苏联党政军文等各界领导人都将出席，各个外国代表团和驻苏使节等外宾，也将应邀参加，它一直是个宾主共庆互叙友情的最佳场合。哪知就在这次招待会上，在主宾席上的周恩来，与苏联主要领导人相互祝酒后，正走向邻桌的几位苏联元帅，打算再与他们祝酒，还没走到，就见苏共政治局委员、苏联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元帅迎面过来，他一见周恩来就冒出一句莫明其妙的话：“中国人不要耍政治魔术!”由于当时还有许多西方国家外宾在场，周恩来感到对方来者不善，就装着没听见想绕过去，可那位苏军元帅又直冲着周恩来道：“不要让任何魔鬼来妨碍我们的关系，俄罗斯人民要幸福，中国人民也要幸福，我们不要任何毛(泽东)，也不要任何赫鲁晓夫来妨碍我们的关系!”周恩来这下倒是都听到了，但见这家伙有些失态，显然多喝了几杯，就故意对他说：“我不懂你的话!”严肃地离开他，避免与此人纠缠。
马林诺夫斯基竟还不放过，冲着周恩来后背又嚷道：“我们俄国人搞掉了赫鲁晓夫，你们也要搞掉毛(泽东)!”中国代表团翻译听到这句话，想追上去告诉周恩来，却见他与别的桌上的人正在碰杯，就准备等他祝过酒再报告此事。谁知这个马林诺夫斯基见周恩来没有理他，又找到中国代表团副团长贺龙元帅，对他继续胡说道：“我们现在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也应该仿效我们的榜样，把毛(泽东)也搞下台，这样我们就能和好。”贺龙一听译出这话，马上严正答道：“这是根本不能相比的两回事，我们党和你们是完全不同的，你的想法也是根本不会实现的，而且是错误的!”当时在场的另一位苏联元帅崔可夫忙把马林诺夫斯基拉开了，还说对于他刚才的话，“我们并不都这么看”。想为此打个圆场。
那次招待会结束后，贺龙和在场的同志，向周恩来报告了马林诺夫斯基的挑衅言论。周恩来等认为马林诺夫斯基的话，不只是攻击了中国党和人民的领袖毛泽东主席，更是在挑拨中共的内部关系，企图煽动推翻我们党和国家的领袖，这次挑衅决不是偶然的，应该视为中苏关系中的一起严重事件。经过代表团讨论，周恩来决定，向苏方正式提出并表示抗议。伍修权参加了讨论，他说自己早就同马林诺夫斯基打过交道，1945年8月苏军进军我国东北时，马林诺夫斯基是苏联远东军司令，正是他命令自己的部队，将已进占沈阳的中共东北局及其部队赶出城市，拒不听取东北局领导人彭真和伍修权等的意见，表现得非常无礼和粗暴，此人这次是故态重演。
莫斯科节庆活动的第二天，按照原定日程，这天上午由苏联领导人向中国代表团进行回拜。当勃列日涅夫领着柯西金、米高扬和安德罗波夫、葛罗米柯来到中国代表团下榻处，宾主正式交谈开始后，周恩来向对方提出了发生在昨晚招待会上的严重事件，严正指出，在节日盛宴的重要场合，特别是在西方国家使节和各国记者都在场时，马林诺夫斯基当众向我国代表团领导人连续发起挑衅，公然煽动撤换中国党和国家的领袖，中国代表团认为，这是对我国的直接挑衅和攻击侮辱，更是企图颠覆中国领导层，破坏中苏关系，因此不得不向苏方提出严正抗议。勃列日涅夫听了连忙辩解说，马林诺夫斯基不是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他的言论不能代表苏共中央，只是他的个人行为。周恩来说马林诺夫斯基的言行已经造成了恶劣影响，苏方应该对此表明态度和承认错误。勃列日涅夫又说，自己和别的苏联领导人都为这一事件感到不安，对马林诺夫斯基的行为都很生气，说苏共中央委员会将对马林诺夫斯基进行谴责。周恩来说苏方首先应该向中国代表团认错和道歉。勃列日涅夫只得向周恩来和贺龙等表示了歉意，但又说马林诺夫斯基当时说那些话，其实是因为喝了酒，属于“酒后失言”，加之他的话经过翻译，很可能是听错了，想将这事说成是一场“误会”，以求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地马虎过去。
周恩来马上反驳勃列日涅夫道，马林诺夫斯基的话，根本不是“酒后失言”，恰恰是“酒后吐真言”，代表了苏联领导层一些人的想法，因此这不完全是他的个人行为，也不是一个偶然的简单事件，而是赫鲁晓夫思想行为的继续和发展。又说就是在赫鲁晓夫时期，也没有发生过这样公开挑衅和攻击侮辱中国党和领袖的事，坚持苏共必须严肃对待和处理这一事件，中国代表团要将此事向中共中央和毛主席报告。勃列日涅夫忙说，他们也认为马林诺夫斯基的话是胡说八道，并且已经向中国代表团道过歉了，希望这事就到此结束。周恩来说事情决不能到此为止，就在马林诺夫斯基对中国代表公开挑衅以后，在场的西方记者已经将他说过的话报道出去，现在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通讯社都发了来自莫斯科的消息，说什么据苏联权威人士透露，苏共已经和中共达成协议，中国也将让毛泽东下台，改由周恩来为中共中央主席。虽然这是极其荒谬和无中生有的事，但是西方的谣言和马林诺夫斯基的挑衅，决不是偶然的巧合，苏共领导中要没有这个想法，马林诺夫斯基就不会那么说，他不把这话说出去，西方也不会发出那样的报道，这次事件造成的严重后果和恶劣影响，决不是一个“误会”所能解释和消除得了的，因此苏方对此必须加以澄清和公开认错。周恩来的义正词严，说得勃列日涅夫只得狼狈地说：“那当然，那当然!”
这一事件，虽非中国代表团“小题大做”，多少也是“借题发挥”——周恩来藉此向苏方显示中国党的尊严地位和严正立场，表明我们党的团结一致，警告对方钻不到我们的空子，也实现不了他们的梦想。这个看似一段插曲的事件，直接影响了这次访苏活动，也在中苏关系的改善上，形成了疙瘩和阴影。我国代表团后来与苏联领导人几次会谈总是谈不拢，勃列日涅夫等还表示新的苏共中央将“始终不渝”地执行苏共“二十大”以来的即赫鲁晓夫时的政治路线。勃列日涅夫的态度很强硬，中国代表团没有继续访问的必要了。11月13日，他们十分遗憾地结束了这次访问。
(摘自《中共政治舞台上的“福将”：伍修权传奇》，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5月版，定价：14.80元。北京东四12条21号1007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