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中夏退“委任状”：邓中夏(1894—1933)，中国共产党早期工人运动领导人之一。1920年在北京参加共产党早期组织。后曾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和广东省委代书记。在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1930年任红二军团政委。1933年5月在上海被捕，9月21日在南京雨花台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邓中夏的父亲是清朝举人，辛亥革命后，当过省参议员、县长。他几经周折，在北洋军政府农商部给邓中夏找到一个待遇优厚的美差。“委任状”送来时，他非常高兴，但却被邓中夏退了回去。当他质问儿子为何要把“委任状”退回时，邓中夏说：“我不做官。做官的人，都是对老百姓敲骨吸髓的。当这个官有什么意思！”邓中夏还和乡亲们说：“我要做公仆，我要联合同志，做到人人有饭吃，个个过富裕生活。我的目的要为广大群众谋福利，绝不自私自利为个人单独谋财。”

　　恽代英的“拜年片”：恽代英(1895—1931)，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起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宣传部主任及《中国青年》主编。1926年任黄埔军校政治总教官兼党团书记。1928年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后又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长。1930年5月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次年4月29日在南京狱中遭杀害。1919年元旦，刚刚当上中华大学中学部教务主任的恽代英，向友人发出了一些特别的“拜年片”。“拜年片”上除写有“恭贺新禧”4个字外，还讲了一番普通“拜年片”不讲的话：“介绍最良的修养方法；介绍最良的求学方法；介绍最良的练习文字方法。诸君欲从1月1日起作日记，今日为1月1日矣。黄金光阴，无上机会。时哉不再来。”同时还书写了3条“记日记之益”。友人看了恽代英的“拜年片”后说：“哈，新鲜，这与别人寄我的满是虚文套话的‘拜年片’相比，真是特殊。”

　　徐特立的“血书”：徐特立(1877—1968)，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毛泽东的老师。建国后，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第八届中央委员等职。1909年，正在湖南办学、有着强烈爱国心的徐特立，一天向长沙修业学校的学生发表讲演，当讲到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洋教士为非作歹、清政府软弱无能、中国人惨遭杀害的情景时，他声泪俱下，泣不成声。他号召青年一代要“把救国的担子挑起来”，激励热血儿女“义之所在，虽赴汤蹈火，亦在所不辞”。说完，他跑进厨房，拿了一把菜刀，当场斩断自己左手的一节手指，并用断指血书8个大字：“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这一爱国壮举，使在场的青年学生热血沸腾。

　　王若飞的“时间表”：王若飞(1896—1946)，1922年加入法国共产党，1923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八路军副参谋长、中共中央秘书长等职。1945年8月作为中共代表参加国共两党谈判。1946年4月8日由重庆返回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在山西兴县黑茶山遇难。1919年冬，王若飞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在一家钢铁厂做工，翻铁砂、做机件，每天8小时的重体力劳动使他精疲力尽。可是，他还要在工作之余挤时间学习。怎么“挤”？王若飞给自己制定了一份“工读时间表”：上午：5时起床，5时半至6时半读书，6时半后吃咖啡入厂(由宿舍到厂需走一刻钟)，7时至11时半做工，11时半至12时半午餐，12时半至1时阅读。下午，1时入厂，1时半至5时做工，5时半至6时晚餐，6时半至9时读书，9时半后睡眠。从这份“时间表”上可以看出，王若飞几乎把全部工余时间都用在了读书上。正是由于他珍惜每一分钟，因而才获得了广博的知识。

　　瞿秋白的“怀表”：瞿秋白(1899—1935)，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曾任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主席。1934年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任中共苏区中央分局宣传部部长。1935年2月，在福建长汀水口镇遭国民党军队包围而被俘，6月18日在长汀英勇就义。1920年，瞿秋白在苏俄工作。当时苏俄政府非常困难，瞿秋白将自己的一块金表捐献出来，苏俄政府回赠给他一块怀表。瞿秋白回国后，将这块怀表送给了要到鄂豫皖苏区工作的沈泽民。在鄂豫皖根据地，沈泽民将这块怀表转送给了徐海东。这块怀表伴随着徐海东走过了长征路，指挥了独树镇、庾家河等战斗。直罗镇战役时，徐海东将这块怀表送给了彭德怀，彭德怀揣着这块怀表指挥了百团大战等一系列战役。1946年，彭德怀将这块怀表回赠给了瞿秋白夫人杨之华。新中国成立后，杨之华将怀表捐给了军事博物馆。

　　向警予的“结婚照”：向警予(1895—1928)，中国共产党早期妇女运动领导人之一。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中央妇女部主任等职。1928年3月在汉口被捕，5月1日英勇就义。1920年5月，正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向警予和蔡和森在蒙达尼组织了小家庭。婚礼简单而又庄重。在学校的一间木板平房里，两人面对前来参加婚礼的几十个留法中国青年，朗诵了共同撰写的表明自己革命志向的题为《向上同盟》的诗，还留下了一张以志纪念的结婚照。照片上，两人肩挨肩地坐着，还是平时那朴素的衣着，丝毫没有特别的修饰和打扮，并共同捧着一本打开的《资本论》，全神贯注地读着。他们是用照片表明：一是他们冲破阻力自由恋爱而结婚的基础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共同信仰；二是他们对共产主义的忠贞信念将是始终不渝，不可动摇的。

　　刘少奇的“生活费”：刘少奇(1898—1969)，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领导人之一。建国后，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等职。1969年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1923年，安源路矿工人罢工胜利后，工人们出于对刘少奇的爱戴，提出每月给他200块银洋的薪金，但刘少奇却只要了15块生活费。当时工人们不理解，误以为他是嫌少了，私下又复议：矿局的矿长每月工资是420块银洋，我们俱乐部的总主任为工人办了这么多好事，给300块还不应该吗？于是又给增加了100块。刘少奇仍然婉言拒绝了。后来，刘少奇在积极分子会上作了解释，讲明共产党人不是为了金钱，而是要让天下受苦的人得解放；党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生活不能高于人民，不能贪求享乐的道理。以后，工人们对刘少奇更加尊敬了。

　　萧楚女的“楚女启事”：萧楚女(1893—1927)，中国共产党早期青年运动领导人之一。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主编《中国青年》，担任过黄埔军校政治教官。1927年4月15日，在广州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4月22日在狱中被杀害。1923年，党派萧楚女去四川开辟工作。他应邀担任《新蜀报》主笔，几乎每天都以“楚女”之名发表文章。由于他文笔潇洒俊逸，逻辑性极强，所以很快就名声远扬。一些男青年猜测“楚女”一定是“楚楚动人之女子”，于是求爱信像雪片似的飞到编辑部，弄得萧楚女啼笑皆非。于是，萧楚女便在报上登了一则启事：“本报有楚女者，绝非楚楚动人之女子，而是身材高大、皮肤黝黑并略有麻子之一大汉也。”有人未见启事，精心修饰打扮后，到编辑部“约会”萧楚女。当看到竟是一黑大汉时，瞠目结舌，继而面带羞涩离去。萧楚女见状，大笑不已。

　　赵一曼的“遗言”：赵一曼(1905—1936)，抗日女英雄。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哈尔滨总工会代理党团书记、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一师二团政委等职。1936年8月1日，敌人将赵一曼押解到她经常活动的珠河县。在押解途中的火车上，她向敌人要了纸笔，于第二天清晨给幼子写下了遗言。在这篇短短的遗言中，赵一曼倾诉了她对祖国、对人民的无限热爱；倾诉了母子骨肉深情，寄托了革命先烈对后人的殷切期望，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崇高的革命情怀。遗言如下：“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远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成大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一九三六年八月二日，你的母亲赵一曼于车中。”

　　罗炳辉的“挽父联”：罗炳辉(1897—1946)，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长征。1938年起任新四军第一支队副司令员、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第五支队司令员、第二师师长。抗战胜利后，任新四军第二支队司令员、第二军副军长兼山东军区副司令员。1946年病逝。1939年秋，时任新四军第五支队司令员的罗炳辉，正率部在皖南一带与敌伪展开激烈战斗时，突然接到一封家信告知父亲病逝。父亲的病逝，使其不胜悲痛。但由于当时战事正紧，不能回家奔丧，罗炳辉便写了一封家信，随即又寄回一副挽联，联曰：“痛吾父幼小困穷厄，备尝炎凉，劬劳七十又六龄，到老来只剩一身孤苦，易箦呼儿难瞑目；感不孝早岁事戎机，历尽艰危，转战二万五千里，看今日挥戈大江南北，誓歼倭寇奠先灵。”此联语言真挚感人，字里行间表达了对劳苦终生的父亲的深切怀念，以及誓为人民解放事业而牺牲一切的英雄气概。

　　周恩来的“修养要则”：周恩来(1898—1976)，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者之一。1921年加入旅法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建国后，一直担任政府总理，并曾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职。1943年3月18日，周恩来在重庆红岩整风学习时写下了一则《我的修养要则》：“一、加紧学习，抓住中心，宁精勿杂，宁专勿多。二、努力工作，要有计划，有重点，有条理。三、习作合一，要注意时间空间和条件，使之配合适当，要注意检讨和整理，要有发现和创造。四、要与自己的他人的一切不正确的思想意识作原则上坚决的斗争。五、适当的发扬自己的长处，具体的纠正自己的短处。六、永远不与群众隔离，向群众学习，并帮助他们。过集体生活，注意调研，遵守纪律。七、健全自己身体，保持合理的规律生活，这是自我修养的物质基础。”

　　林伯渠的“生产节约计划”：林伯渠(1886—1960)，1920年参加上海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建国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1944年春节后的第四天，延安《解放日报》用醒目的头条新闻登载了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个人的“生产节约计划”。该计划有四项：一、从农业生产上，完成细粮两石交粮食局(用变工合作法)。二、收集废纸交建设厅。三、自三十三年一月二十五日(1944年农历正月初一)起，戒绝吸外来纸烟。四、今年的棉衣、单衣、衬衣、鞋袜、被单、毛巾、肥皂，完全不要公家供给。这位延安著名的五老之一，并没有因自己的职务高、资格老而搞半点特殊或是挥霍浪费国家的资财。四项计划虽不深奥，但却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高贵品质，体现了我们党的领导干部严于律己、以身作则、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表现了共产党人艰苦创业、勤俭节约的革命精神。

　　罗瑞卿与“站台票”：罗瑞卿(1906—1978)，1928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建国后，曾任国务院副总理、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中央军委常委、军委秘书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新中国成立后，罗瑞卿在担任公安部部长时，是执法的领导同志，也是守法的普通公民。有一次，他和两个随行同志去火车站接客人，因为时间晚了，随行的同志来不及买站台票，便领着罗瑞卿直接到了检票口，对检查员说了句“我们是公安部的，来接客人”，便进了站。在回来的路上，罗瑞卿想起进站接客的情景，忽然问道：“进站买站台票了吗？”随行的同志摇了摇头。等把客人送到住处之后，罗瑞卿即对那位随行的同志说：“现在你马上到车站去，补交三张站台票钱！公安人员应当做守法的模范，不能有特权思想！要知道中国古人有一句话叫‘不以恶小而为之，不以善小而不为’，要防微杜渐嘛！”

　　许光达不受“镜匾”：许光达(1908—1969)，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1969年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致死。1950年1月，许光达回到了阔别20多年的故乡。乡亲们听说许将军回来了，都十分高兴。为了表示心意，大家凑钱买了一块长两米、宽一米的镜匾送给他。许光达对此坚持不受。他对倡议人说：“我是共产党员，毛主席教育培养的革命战士不是封建时代的军阀，不兴衣锦还乡，更不敢接受父老们的馈赠。分别20多年了，大家会会面，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激励斗志，搞好工作。我跟随毛主席打仗，贡献甚少，不要给我送匾。如果说有一点成绩，首先应当归功于党和毛主席，归功于人民。”

　　刘伯承下令撤换“标语”：刘伯承(1892—1986)，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曾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1952年，刘伯承在南京军事学院任院长。在建军节前夕，他从北京开会回来后，看到几个文化干事正在大礼堂前悬挂标语，其中一条写着“攻书求实用，应如攻坚求战果”。这句话是刘伯承为院报《军学生活》出版两周年题的词。他马上对文化干事说：“快把这条标语撤下来。我的话怎么能够写到标语上去呢？不行，赶快把它换掉。”

　　董必武与“照相机”：董必武(1886—1975)，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建国后，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等职。1954年，董必武率领党政代表团去东欧访问。临行前，他15岁的儿子对一位随行工作人员说想要一台照相机。这位同志出国后和使馆的同志聊天时顺便提到了这件事，使馆的同志当真给买了一台。回国后，董老看见孩子摆弄照相机，才知道了这件事，狠狠地批评了儿子，并要秘书立即带上照相机和相当于这架照相机市价的一笔钱款，到外交部去作检讨，请外交部决定留照相机还是留钱款。外交部的同志听说董老发了脾气，也知董老一贯公私分明，就留下了照相机。

　　罗荣桓的“辞职书”：罗荣桓(1902—1963)，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1956年9月2日，因身体原因，罗荣桓感到难以坚持工作，便写了一份“辞职书”给彭德怀转中央军委并报毛泽东。“辞职书”中说：“我长期身体不好，不能工作，而又挂名很多，精神上极感不安，请求解除我总政治部主任及总干部部部长等职，以免妨碍工作。”“辞职书”中还建议由谭政任总政治部主任，李志民任总干部部部长，如李不能调离志愿军，而又无其他适当人选时，赖传珠长期在总干部部工作，情况熟悉，亦可以任总干部部部长。罗荣桓胸怀大局，不计较个人名利得失，被大家引为学习的榜样。

　　陶铸的“约法三章”：陶铸(1908—1969)，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曾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共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等职。1967年1月遭到江青等人诬陷，受到残酷迫害。1969年在合肥逝世。1956年，陶铸在广东担任省委书记期间，有一次带领几个干部到外地检查工作。有一个县的领导设宴欢迎，陶铸看到大摆筵席的场面，非常恼火，匆匆吃了一碗饭便离开。此后，他每到什么地方去，总是事先“约法三章”：不准请客，不准迎送，不准送礼。陈毅的“入会申请表”：陈毅(1901—1972)，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领导者与组织者之一。建国后，曾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1959年12月9日，陈毅申请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时，在“入会申请表”的“现在工作单位及职业”一栏内，填写的是“国务院工作人员”，自觉地把自己置身于“普通一兵”的革命队伍之中。他在“从事文学工作的简历”一栏内写道：“1919年到法国勤工俭学，开始接触社会主义并研究法国文学。1921年返国搞政治活动并作新闻记者，开始写诗及小说。1924年以后作革命职业家直至现在，文艺活动为业余工作，时断时续，但未曾完全放弃，写诗的时候多些。”其他栏目，也是有问必答，一丝不苟，表现了一位老革命家严于律己的高尚情操。

　　吴玉章的“座右铭”：吴玉章(1878—1966)，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曾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1959年，81岁的吴玉章在自己的案头挥笔写下了一则《座右铭》：“我志大才疏，心雄手拙，好学问而学问无专长，喜语文而语文不成熟，无枚皋之敏捷，有司马之淹迟，是皆虚心不足，钻研不深之过。年已八一，寡过未能。东隅已失，桑榆非晚。必须痛改前非，力图挽救。戒骄戒躁，毋怠毋荒。谨铭。”吴老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学识也十分渊博。他严于律己，决不满足，81岁尚且立志努力，难道我们不应该以吴老为榜样，更加勤恳地学习和工作吗？

　　谢觉哉的“教子诗”：谢觉哉(1884—1971)，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1962年春节期间，谢老的一个在外地上大学的孩子回到家里，埋怨房子不好，甚至闹着要搬家；另一个上中学的孩子，也因为上街买不到皮鞋而口出怨言。谢老有感而发，就写了一首小诗来教育孩子，诗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只知吃饭，不懂耕耘；他的外号，叫寄生虫。到校读书，回家锄地；锻炼脑子，锻炼体力；这样的人，才能成器。”谢老去世后，其夫人王定国还一直将它挂在书房里以警示子孙后代。

　　朱德的“党费”：朱德(1886—1976)，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人民解放军的创始人之一。建国后，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西三楼展厅，陈列着一张2万余元的存款单。这是朱德20多年省吃俭用积蓄下来的钱。朱德逝世后，康克清按照他生前的嘱托，全部交给了党。朱德逝世前不止一次地讲，我只有2万元存款，这笔钱不要动用，不要分给孩子们，要把它交给组织，做我的党费。他还说，子女们应该接革命的班，继承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而不是接金钱和物质享受，让他们接钱则是害了他们。

　　罗舜初与“国库券”：罗舜初(1914—1981)，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参谋长、沈阳军区副司令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80年12月9日上午，罗舜初由于肺气肿发作，住进了医院。一个星期二的晚上，罗舜初把老伴胡静叫到身边。他语重心长地说：“听说要发国库券了，现在国家财政赤字大，咱们都是共产党员，到时候可要响应党的号召，带好头啊！”胡静也是一位参加革命40多年的老同志，连忙点着头说：“我也听说了，有准备，你放心吧！”当购买国库券的号召发出后，胡静便从罗舜初为数不多的工资节余中拿出3000元购买了国库券，实现了罗舜初为国分忧、支援国家建设的愿望。当罗舜初逝世后，人们惊讶地发现，他的遗物只有几套公家发的普通军服，两只用了几十年的木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