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机关生产，早在１９３８年时，敌后抗日根据地就出现了。面对陕甘宁等根据地粮食供应非常紧张的局面，１９３８年７月，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召开第二兵团军政首长会议，中心议题是决定在部分军队开展以种粮、种菜、喂猪等为内容的生产运动。１９３９年２月，中共中央专门在延安召开了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号召自己动手，克服经济困难。他风趣地说：“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于是，生产运动从１９３９年起，就由１９３８年的部分军队改善生活条件的活动，变为一种全体动员、解决一般财政供给困难以实现经济自给的群众运动，成为中国共产党粉碎日伪和国民党顽固派经济封锁、解决根据地粮食短缺问题的基本方法。

　　１９４２年前后，在日伪疯狂进攻和国民党加紧经济封锁、一再地制造摩擦，根据地困难变得空前加剧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广泛发动群众，党、政、军、民、学全体动员，在各解放区把大生产运动推向了高潮。发展农业是生产运动的中心环节，此外，还从事了部分工商业、副业和对外贸易等经济活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干部身先士卒，在大生产运动中作出了表率。八路军三五九旅在王震将军率领下把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建成了“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好江南”，就是当时如火如荼的机关生产中涌现出来的典型。

　　抗战胜利后，根据中央建议，东北、华北、华中等各地党的领导机关，纷纷建立起为党筹集经费的经营性公司。这类经营性公司，一律由党的领导机关直接投资，借用某一个私人名义，在社会上公开注册。从表面来看，这类公司与社会上的其他公司没有什么区别，其实，它的能量和背景远非一般公司可比。它可以随时调动大批资金，并动用地下党系统、情报系统、军队与根据地的多种关系网，从事各种内外贸活动。有时为了追逐高额利润，连某些国民党大员、上海青红帮头领、海外著名华商，也公然涉足其间，与共产党的公司进行秘密贸易。这类经营性公司，在中共党内被称为“党产”。它的所有利润，按照规定，必须一律归党所有。由于这类经营活动成交额极大且意义重要，又经常进行没有明账的交易，风险很大，党总是指定最有能力、最值得信任的干部去负责“党产”经营。例如，党中央派曾山赴华中，在曾山的领导下，先后创办了华中贸易公司、利丰棉业公司、华中羽毛猪鬃公司、鸿济外贸公司、大成贸易公司……在全面内战爆发后，因生存环境恶劣，这些公司大都撤除了。党的干部还被派到上海、香港、澳门、大连等大城市去开展党的经济活动，筹办企业。在这些地方成立的公司有上海贸易公司、香港华润公司、澳门南光公司、关东实业公司、大连建新公司等等。下面以大连建新公司个案做一说明。

　　大连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占领的工业城市，日本投降后，虽然工业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但钢铁、机械、化工等行业基础未被摧毁。１９４６年１１月，中央军委指示，利用大连近代工业基础和海上运输的便利条件，在大连进行兵工生产，支援解放战争。当时，大连的大型企业几乎都由苏军军管，经大连党组织与苏军交涉，得到苏军当局的默许和支持。１９４７年７月，苏军将化学厂、钢铁厂等企业移交中方，我党第一个大型军工企业——建新公司在大连成立。从１９４７年至１９５０年的４年时间里，建新公司共生产炮弹５４万余发；药筒２６万余个；自配引信９．５万个，改产掷弹引信５５．６万个，修理旧引信１６．２万个；生产底火６０．９万个，雷管２４万只。六○迫击炮１４３０门，苏式冲锋枪１５６３支；生产弹体钢３０００多吨，各种型号无烟药４５０吨。这些军事物资对华东的解放战争有很大的贡献，也部分地支持了辽沈战役。华东军区副司令员粟裕曾指出：“华东地区的解放，特别是淮海战役的胜利，离不开山东的小推车和大连的大炮弹。”将军一语道出了党领导下的机关生产在解放战争中发挥的极其重要的作用。

　　这些企业的活动范围，包括上海、台湾、香港等地，回旋余地大。当局势紧张时，党就指示它们把资金由上海转移到香港、澳门等地方，建立相应机构。事实证明，党的这种举措是富有远见的。这不仅有利于当时的斗争，对于后来接收大城市也起了铺垫作用。那些幸存下来的公司解放后大都成了国营骨干企业。有的成了中外合资企业，如香港华润公司、澳门南光公司、广州华南企业公司等一直到改革开放时期还发挥着积极作用。

　　二

　　建国初期，国民经济十分困难，百废待举。为了解决当时刚建立起来的各级政权机关的财政经费问题以及相关人员的穿衣吃饭问题，避免给本来就很困难的国家财政增加负担，以迅速恢复满目疮痍的经济状况，带领人民重建家园，中共中央和各级党政组织曾作出过一系列关于开展机关生产的规定。于是，机关生产在全国蔚然成风。从中央到地方，大小机关纷纷集资投资，直接开办了不少营利性公司企业，一时热闹非凡……下面以北京建材企业为例，考察建国后机关生产的演变。

　　１９４９年至１９５１年，中央在京单位和军直机关办公用房普遍不足。于是，中央以及北京党政军机关、学校等，发扬“南泥湾精神”，自筹资金，自己动手，因陋就简地办起了砖瓦厂、石灰厂和建筑木材加工厂，以满足修建办公、住宿用房之需。这在当时称为机关生产。到１９５１年底，全市由机关办起的建筑材料生产工厂达３６０多个，其中砖瓦厂１２０个，石灰厂２２个，建筑木材厂２１９个。另外，还建立了油毡、石棉、水泥制品等工厂。１９５２年４月８日，北京市建筑器材公司成立之日，市人民政府根据政务院指示，通知各机关所属建筑材料生产单位一律移交给建筑器材公司接管。至同年１２月底，建筑器材公司先后接管了公安部队、军委政治部、军委后勤部、北京市粮食局等单位所办的建材工厂１２９个，这些工厂职工总数达到２．３万多人。为了便于行业管理，接管后，建筑器材公司对这些工厂进行了合并和改组，分为砖瓦、沙石、建筑木材加工３个行业共５４个厂。机关生产所建立的建筑材料工厂，自成立始便具有全民所有制性质，北京市建筑器材公司接管后经整顿和改组，将其发展成为市国营建材系统的基本力量。
　
　　但是必须指出，当时中央根据建国初期的国民经济形势，提出开展机关生产的思想，完全是以救灾和自救为目的。通过开展一些力所能及的机关生产活动，以弥补国家财政之不足，适当地改善机关干部生活。所有这些，无论从政策角度还是工作措施上，都是暂时的，都是一种特殊时期过渡性的措施。

　　建国初期，机关生产与生俱来的弊端很快就暴露无遗，受到了一些地区和机关单位的质疑和抵制。上海市是全国最早察觉机关生产弊端的地区，不久，上海市委便正式取消了各级党政机关的机关生产。
１９５２年１月４日，中南局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出，目前机关“小家当”非常普遍，财产很大。大区一级机关各部都有，有些处、科层层都有，大的拥有几十万元，小的也有几百元。省、地、县、区、厅、处也层层都有，数目估计有两亿元至三四亿元。这些“小家当”一般用于投资工业与手工业，补贴工作上的需要，补助某些干部的特殊困难与机关工作人员的一般福利。但是，用于铺张浪费，特别是用在少数干部身上的，也占很大部分。而且机关生产实际上与商业投机有联系，为贪污受贿大开方便之门。从已经暴露出来的大量问题看，“小家当”利少害多，需要有步骤地予以取缔。

　　１９５２年１月９日，政务院召开高级干部会议，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薄一波作《为深入地普遍地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而斗争》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提到，在政府系统二十七个单位中，发现的贪污人数共一千六百七十余人。公安部行政处处长宋德贵用造假条子的方法，贪污７亿（旧币）元。军委后勤系统和铁路系统１９５１年一年内，因对油槽车处理不当，先后共损失了五千吨汽油，另有二千吨汽油，则因粗枝大叶、缺乏知识而导致完全失效。中央纺织工业部所属经纬纺织机器厂，政府共投资四千余亿元，主要厂房面积达四十五亩，由于设计不周、施工不善，在工程尚未完成时，该厂房二百八十九根柱子中已有二百八十根不平衡地下沉……人民银行总行视察团到河南视察工作时，人民银行河南省分行用了二亿五千多万元的招待费，招待人员一百多人，用了一百多万元的炮台烟，和一千多斤苹果，一千六百多斤香蕉、梨、糖、瓜子等。薄一波强调指出：机关生产在过去曾经有一定的作用，现在则成为破坏财政制度、腐蚀干部的重要因素之一。刘青山、张子善之所以能够肆无忌惮地贪污浪费，天津地委的机关生产就是他们营私舞弊、藏污纳垢的掩护工具。至于专款不专用，对上级财政机关打埋伏，在生活细节上公私不分等，更是常见的现象。

　　“三反”运动中暴露出党政军机关从事生产经营中存在的严重问题，引起党中央、毛泽东高度重视，认为这是全国范围内广泛存在的问题，要研究出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包括党、政、军、民在内一揽子解决，并将此问题交由政务院研究讨论。

　　随后，政务院两次召开会议讨论，认为全国解放后机关生产的存在和发展，是供给制标准内个人生活部分和机关杂支部分始终保持在较低水平造成的，决定通过给全国供给制工作人员统一增加津贴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同时，经中共中央批准，于１９５２年３月１２日颁布《政务院关于统一处理机关生产的决定》，决定结束机关生产，并规定了具体办法，要点如下：

　　一、所有各级人民政府、人民解放军、学校党派、人民团体及其所属各部门、各单位所经营的工业、农业、商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等机关企业，除经批准经营的某些生产事业以外，一律由中央、大行政区、省（市）、专区、县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机关生产处理委员会予以登记和清理。二、一切机关生产的企业投资，不论其来源如何，均应听候统一处理；一切机关生产的收入，一律不准提取；所有的机关生产，在未接管以前，一律由原主管单位负责管理，照常经营，不得损坏、转移资金、物资、设备、现金和房屋等；以上三个方面，违者定予严惩。三、各级机关生产的企业被接管后，即可按其领导关系和企业性质，分别作为中央的或地方的国营企业，原管理单位即不得再行过问。其管理方法和财务制度，均与国营企业同。四、所有机关生产，一般限于本年４月３０日以前交接完毕。

　　中央的这项决定，在各地雷厉风行，令行禁止，有效地堵塞了机关生产造成的商业投机、不公平竞争、以权谋利、腐蚀干部队伍等弊病产生的根源，有力地配合了“三反”运动，全国的机关生产基本上在１９５２年５月结束了。

　　三

　　解放前的机关生产是特殊、复杂的战争环境下的历史产物。

　　解放战争时期的“党产公司”的产生也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机关生产的盲目性和分散性，已同国家经济的高度集中和计划性发生严重抵触，尤其是由于享乐主义的蔓延与侵蚀，致使一些国家工作人员分散精力，沉溺于通过机关生产追逐利润，贪图享受，出现了严重的贪污、浪费现象。

　　著名的经济学家、负责上海财政税收的顾准，以他解放前负责过华中地区“党产公司”的切身经历，在一次会议上坦率陈言：“工商业范围内的机关生产单位不带上浓厚的资本主义气味是不可能的”，“企业追求金钱、利润是必然的。但是，党政部门及其干部直接从事经营活动，党就不像党，政府也不像政府了。党政干部一边从事经营活动，一边进行党政领导，如何了得？”“根据地的大生产一般以农业生产为主，而城市的机关生产以工商业为主。情况完全不同……”顾准强调指出，我们在战争年代和根据地不得已采取的不少做法，取得政权后都应逐步改变过来。他恳切地说，搞机关生产，党和政府必将因小失大。有了党政机关小金库自产自留的经费，就丢了党政干部的廉洁和党政机关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要求坚决抛弃机关生产这样一种对党政干部很强烈的腐蚀剂。顾准深入浅出的一番话，确切地说出了机关生产的危害性，以及建国后必须取消机关生产的原因。因此在“三反”斗争中结束已经暴露弊端的机关生产是势在必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