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运正，1948年7月出生于泰顺，历任温州市委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市委副秘书长兼主任，永嘉县委书记，市委副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开发区常务副主任，市政府副秘书长等职。2003年辞职下海。

　　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温州模式”，“温州模式”与改革开放同龄，正当“不惑之年”。四十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霎那，但在社会发展的进程里，却展现了一幅幅感人肺腑、扣人心弦和意义深远的事例与画面，记录和镌刻在历史长卷之中。

　　一、横空出世的“温州模式”

　　“温州模式”的提法最早见诸报端是1985年5月12日《解放日报》。

　　当年4月中旬，该报国内新闻部主任张也平和记者桑晋泉来温采访。他们此行的目的是报道温州对外开放情况的。但通过十多天接触与了解，发现温州千家万户投入商品经济热潮的蓬勃景象，这在我国城乡经济发展史上可以说是破天荒的。新闻人的职业敏感使他们改变初衷，决定报道温州家庭工业、个体经济与商品市场盛况。

　　但当时，对温州的经济发展道路争论仍然很大、褒贬不一。据桑晋泉回忆：“在温州十多天的采访，我们听到和看到的，有正面的，反面的；歌颂的，贬斥的。在为确定主题而犹豫不决时，时任温州市委办公室副主任王运正告诉我们，最近一些经济学家考察温州，研讨温州现象，有的专家提出，温州发展经济的道路，是不是可以成为‘温州模式’？这番话一下子让我们茅塞顿开。”(见2008年04月14日《温州日报》《温州模式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他们的稿子完成后，当时的《解放日报》总编辑陈念云审阅了稿件，赞成把“温州模式”写到稿子里去，并很快签发。时任总编辑助理的周瑞金在安排版面时，决定上一版头条。《解放日报》负责人大胆果断地顺应改革潮流，使“温州模式”公开见诸于颇有影响力的大报，在全国激起了强烈反响。争议多年的温州经济发展道路，顿时有了一个实至名归的感觉。

　　改革需要智慧，改革需要勇气，改革还需要付出。“温州模式”突破了计划经济的藩篱，打破了极左时期设定的条条框框，影响之深、进程之难、风险之大是可想而知的。现在回想起来，仍然令人感慨万千。

　　二、“温州模式”与两任市委书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温州家庭工业、个体经济如雨后春笋，一派欣欣向荣的喜人景象。但事物的发展并非想象的那么一帆风顺，时晴时雨，乍暖还寒。1982年初，中央下发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的紧急通知，省政法委牵头进驻乐清柳市，以“投机倒把罪”抓捕了一批走在市场经济浪头上的创业者。这就是当时震动全省的乐清柳市“八大王”事件。这些“大王”以灵活的头脑、各自的特长和管理才能，创办不同形式的企业，向社会上广纳人才，发展个体经济，是温州乃至全省、全国第一批先富起来的带头人，却瞬间变成了经济犯罪的打击对象。当时，他们有的出逃，有的被判3至7年徒刑。所幸的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步步深入，违背市场经济规律的政策法规逐步得到纠正，“八大王”事件也于两年后的1984年得到了彻底平反。

　　“八大王”事件，是中国改革发展过程曲折的一个缩影，是“温州模式”临产前的历史阵痛。事实上，作为“温州模式”另一个层面的先行者，当时的温州市委领导也因敢于担当而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并付出了值得后人感念的代价。

　　我是1978年下半年调温州地委宣传部工作，地、市合并后，1982年调入市委办公室，工作了九个年头。前4年任省委常委、温州市委书记袁芳烈秘书、办公室副主任；后5年任市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在市委书记董朝才身边工作。

　　1982年春，“八大王”事件让温州家庭工业和个体经济犹如惊弓之鸟，原来那种热火朝天的局面风光不再，大都畏缩不前。袁芳烈决定，当年年底召开全市家庭工业、个体经济的重点户、专业户(简称“两户”)的千人大会，以重整旗鼓。据反映，有参加“两户”会议的代表心有余悸，准备带上铺盖进“学习班”。结果出乎他们的预料，市委、市政府颁布了十条政策措施，鼓励支持大力发展家庭工业与个体经济，并请先进代表戴大红花、上主席台。这一会议取得了预期效果，缓解了城乡群众的心理重压，很大程度上激发了他们的积极性。

　　袁芳烈书记还时刻关注着“八大王”事件的后续发展。1984年中央1号文件下达后，他感到时机成熟了，遂找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孙沧，要求法院立即复查此案。时任中院政策研究室主任的童平宇作了专题汇报：认为“八大王”事件是错案，应予纠正。袁芳烈当即拍板，通过法律程序纠正“八大王”错案。1985年5月的一个晚上，市委到市邮电局召开全市三级党组织电话会议，正式宣布为“八大王”彻底平反！

　　正当温州人民甩开精神枷锁，放开手脚乘势而上的时候，“姓资、姓社”、“道路、方向”的争论开始，温州发展道路遭到否定，旗帜鲜明地大力支持温州民营经济发展的袁芳烈备受指责与非议。1985年12月，他被调离温州，到省政法委任书记后再到省高级法院任院长。

　　董朝才于1985年12月中旬从金华市委书记岗位调到温州任职。我后来才得知，他是带着温州干部群众并不知晓的“纠偏”使命来的。

　　董朝才上任后，没有鸿篇大论的施政演说，没有对温州经济路子的是非评判，只是下基层、搞调研，听各种意见，看各类典型。经过三个月的调研，又召开多次各抒己见、争论不休的座谈会、讨论会后，保持了近半年沉默的董朝才，改变了奉命来温的特定初衷，不仅没有“扭转”温州经济发展的方向，而且大踏步地继续往前走，发出了经济改革的强音──

　　“国营、集体和个体经济一起上，一视同仁，一概支持”；

　　“老百姓想干的事，不去阻拦；老百姓不想干的事，不去强迫”。

　　当年7月16日至18日，他以“特约评论员”名义，连续在《温州日报》上发表题为《试论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的必然性和国营经济的主导作用》等文章，认为必须从温州的实际出发，不要片面强调所有制比例，以发展生产力为标准，全面推进全市经济的健康发展。

　　1986年，党中央、国务院将温州列为全国第一批改革试验区。温州先后制订和颁发了8个地方政策规定，其中，《温州市挂户经营管理暂行规定》《温州市私人企业管理暂行办法》《关于农村股份合作企业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等，均属全国首例，很具有前瞻性和突破性。

　　改革道路上的先行者，犹如台风季节的东海航船，面临阵阵汹涌波涛，时时被推到风口浪尖，一些人开始向董朝才发难。有人认为他的《试论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的必然性和国营经济的主导作用》一文是“资本主义宣言书”，上告到党中央、国务院；有人对改革试验区大肆抨击，认为是“资本主义模式”，四处散发批判材料……1989年下半年起，控告、批判、责难、质疑之声纷至沓来，否定“温州模式”、否定改革试验区的思潮一浪高过一浪。1990年初，董朝才被免去市委书记职务，调任省体改委。

　　三、从一波三折到东风吹来满眼春

　　“温州模式”总是命运多舛、一波三折。这里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

　　1986年7月25日，中央办公厅以华建敏同志(后任全国人大常会副委员长)为组长、国家体改委毛民先、中央办公厅王永革为成员的调查组到达浙江，调查温州情况。他们是根据胡耀邦、胡启立、万里的批示而来的。在那之前，新华社浙江分社陈坚发、丁雪萍写了一份反映温州经济发展状况的内参，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在内参上作了批示，要求中央办公厅组织一个较强的班子，实地去做一番调查，走一走，看一看，听一听，当地干部群众是怎么看的，怎么说的。

　　这个调查组在浙江21天，前面6天在省里听取了省委领导同志的情况介绍，还召开省部门领导干部座谈会8次，30多人参加。7月31日至8月13日在温州调查。其间，听取市领导汇报情况，召开各种座谈会31次，参加人数140多人。还深入到7个县(区)、11个乡镇、2个行政村、14家国营和个体企业等，全方位、多渠道了解温州。

　　尽管这次调查关于胡耀邦同志的批示是保密的，但从华建敏同志在座谈会上的插话中，也可以领会调查目的：

　　“商品经济发展以后，精神文明上去，作为领导要引导，不能用强制的办法，而是要用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办法。”

　　“作为试验要放开一些，商品经济的发展是符合客观规律的，不是用行政命令，而是用协调的办法，创造平等的外部条件”。

　　当年8月14日，调查组结束调查任务返京。

　　1986年10月下旬的一个傍晚，我到渡轮码头迎接一位重要来客──胡耀邦的秘书郑必坚。他在温3天，与市委、市政府领导谈话后，看了几个企业与小商品市场。他告诉我：“耀邦同志明年春要到温州看看”。

　　我们喜出望外，祈盼即将到来的这次考察能为“温州模式”撑腰。不过，这一愿望未能成为现实，1987年1月，胡耀邦辞去总书记职务。

　　两年之后，“姓资、姓社”“道路、方向”的阴霾再次笼罩温州，“极左思潮”卷土重来……正当“温州模式”再次横遭否定的时候，邓小平同志进行了南巡讲话！广大干部群众真正深刻地体会到了“东风吹来满眼春”的意境。我当年曾写下一首小诗，以述自己的真实感怀：

　　宦海波涛涌，舟行险浪中。春雷天际起，彩练舞长空。

　　我无须赘述了，因为四十年的历史已记载了温州发展的事实：

　　1978年至2017年，GDP总量从13亿元到5453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从1.3亿元到465亿元，人均工资(农村)从113元至30573元，温州经济社会已经全方位向前推进。

　　这是突破藩篱、坚持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丰硕成果。这是从实际出发、发挥“温州模式”潜能所写下的绚丽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