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票贿选问题直接妨碍了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正常秩序，损害了民主推荐、民主选举的真实性和选人用人公信度。防治拉票贿选行为，营造风清气正的选人环境，是干部选任工作中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需正确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

　　“主流”与“支流”的关系

　　拉票问题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与推进干部工作民主化相伴而生的一种现象。如果干部工作中没有实行民主推荐、民主选举，没有引入竞争机制，拉票贿选的问题也许就没有了产生的必要。从这个意义上理解，拉票贿选问题是扩大干部工作民主的“衍生物”，与民主推荐、民主选举的积极作用相比，它只是一个支流问题。

　　因此，我们必须运用辨证思维，对扩大民主“主流”与拉票贿选“支流”保持清醒的认识与判断，对拉票贿选问题既要高度重视、坚决防治，又不能因噎废食、否定扩大干部工作民主的改革措施和成果，又回到干部工作封闭运行、神秘化、少数人说了算的老路上去。

　　“尊重民意”与“以票取人”的关系

　　拉票贿选既跟干部民主素质不适应扩大民主的要求有关，也跟少数地方存在简单地“以票取人”有关。《干部任用条例》对如何正确运用民主推荐结果，缺乏可操作的具体规定。个别基层组织错误地认为只有任用“得票最高的”才能服众，客观上造成了简单以票取人的“唯票”局面。也有的地方简单地把“票面公认”视为“群众公认”，未能把得票多少与干部的日常表现、工作实绩有机结合，对干部形成了误导。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促使了有些被推荐人或被选举人产生拉票能投机牟利、不拉票就吃亏等心理。鉴于此，应注重把年度考察、届中考察、后备干部考察、换届考察、干部任职前考察紧密结合起来，增强干部考察工作的计划性、准确性和实效性，为识别是群众公认还是拉票贿选提供依据，以利于更好地选人用人。

　　“特定群体”与“扩大范围”的关系

　　《干部任用条例》对在何种情况下由哪些人参加民主推荐都作了明确规定，参与人员基本固定化。本意是便于用人主体操作，但无意中也为拉票者圈定了“范围”，方便了拉票者找准对象、施展“作为”。还有一些地方在确定参与推荐人员范围时，或失之于宽，知情度和关联度不够造成投票的随意性，谁来拉就把票投给谁；或失之于窄，精心选择那些善于领会“组织意图”的人员参与推荐，让拉票行为有机可乘。

　　鉴于此，要把“扩大范围”作为防止和解决拉票贿选问题的一个重要措施，在《干部任用条例》规定的“特定群体”推荐之外，以知情为前提，结合拟任岗位的关联性合理界定推荐人范围。如可将参加推荐人员范围适当扩大到服务对象和工作对象、工作联系较多的平行单位、法纪部门、新闻单位等对社情民意比较敏感的部门，或者随机抽取一定数量的“两代表一委员”参加推荐大会，增强参与推荐者构成的差异性和复杂性，提高拉票成本和难度，使拉票者难以拉票。

　　“堵”与“疏”的关系

　　趋利避害是人的一种社会属性，干部也不例外。特别是随着差额推荐、差额选举在选人用人工作中的广泛运用，面对竞争落选的风险，被推荐人、被选举人自然会倾向于寻找展示推介自我、谋求足够推荐票或选票的途径。如果缺乏合法有效、公开公平的竞争平台，满足不了被推荐人、被选举人展示自我的需求，非组织活动甚至违法违纪行为就会参与到竞争中来。

　　因此，治理拉票既要“堵”，又要注意“疏导”，组织上不妨为有意参与竞争者多提供一些合法、公开表达个人意愿的平台和渠道。有了公开表达的机会，背地里的行为就失去意义与市场。比如，在职位空缺或换届推荐干部时，探索实行让被推荐(选举)人与推荐(选举)人见面，通过介绍情况、述职、公开回答提问或发表公开演说等形式，让干部展示才干和潜能、表达施政意向和措施，使参加推荐的干部群众能更真切地对竞争人选进行综合比较，择优作出推荐选择，进而变拉票为公开有序竞争，由“地下”走向“地上”，由隐蔽转向公开，由非法变为合法。

　　“治标”与“治本”的关系

　　拉票贿选在本质上与扩大干部工作民主存在着根本矛盾，与党的宗旨相对立，与推进民主政治道路的原则相违背，与扩大民主的初衷背道而驰，必须予以坚决治理。但决不能仅限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简单思路上，而应采取标本兼治的举措。

　　“治本”包括了完善制度漏洞、加大查处力度、教育被推荐人或被选举人端正心态、引导有推荐或选举权的干部群众正确运用自己的民主权利等。特别是对承担选任职能的机构来讲，要进一步扩大干部工作民主与公开，全面加强以民主公开为导向、以与时俱进为保证、不断补充完善的干部工作制度体系建设，尽量防范和减少干部工作中的漏洞。当把人“选下台”与“选上台”一样便捷高效时，拉票贿选就不再成为一个问题。